从3名医生、6张病床起家，一个小科室依靠科技创新，如今已拥有一幢11层大楼、120张床位、上百名科研人员、9个实验室，成为国内最大的烧伤研究所和世界最大的烧伤救治中心。
在科研方面，出版专著50余部，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5项，其他国家和全军级重大科技奖近百项。
这就是被誉为“中国烧伤医学国家队”的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全军烧伤研究所。他们先后救治了15000多例病人，其救治水平明显高于号称世界一流的美国烧伤中心。
早在四十多年前，三医大西南医院一位名叫黎鳌的普通外科医生发出了“中国不能没有烧伤医学”的呼吁。于是，一个仅有3名军医的烧伤治疗小组成立了，一个只有6张病床的我国第一个烧伤专科病房也诞生了。
黎鳌和小组成员开始了艰难的探索。为了掌握烧伤防治的基本规律，他们24小时不间断地监视和记录着患者的病情，分门别类制定出各种治疗方案。传统的包扎治疗法难以避免细菌的繁殖，他们首创“暴露疗法”，并得到了各国的认同和运用；当时流行的“彻底清创”不利于创面愈合，他们毅然改为适时“简单清创”。这一系列的治疗新思想和新技术，很快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为了发展我国的烧伤研究事业，他们业余时间辛勤耕耘，系统整理资料，默默著书立说近十年。终于，一部由他们牵头编著、计有73万字的《烧伤治疗学》出版面世了。这部具有划时代意义并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一等奖的专著，成为后来人步入中国烧伤医学殿堂的一块基石。
为打造烧伤医学人才方阵，使中国的烧伤医学跻身世界先进之列，研究所学术带头人黎鳌及肖光夏、杨宗城、汪仕良等专家，在中华医学会的委托和支持下，凭着一腔热情和多年统率军队烧伤学术工作的经验，开始筹建中华烧伤外科学会。八方奔走，多处联系，1988年9月终获成功，由此中国烧伤外科的“联合舰队”扬帆启航。2000年，在他们的努力下，《中华烧伤杂志》这一国家级学术理论刊物也在烧伤研究所呱呱坠地。
走向世界，赶超世界，是烧伤研究所全体科研人员的共同信念。
长期以来，大面积深度烧伤患者的救治难题深深困扰烧伤医学界，国外的医学教科书甚至断言“烧伤面积超过50％的病人不能治愈”。在此面前，烧伤研究所全体科研人员没有退缩，他们通过大量的临床观察和实验论证，实测了国人体表面积，制定了我国体表计算面积新九分法，并通过大量病例，总结出了符合我国国情的新的输液公式，使大多数烧伤病人能平稳度过休克期，救治70％、80％、90％大面积烧伤病人的记录，不断被他们一次次刷新。美国一家知名杂志转载他们的论文时，编者写下了这样一句按语：“有志于烧伤研究者，请认真读一读中国医生的经验。”
国外有关权威研究单位，在上个世纪40年代就声言要攻下“吸入性损伤”这一难题，但终未实现。烧伤研究所迎刃而上，组织全校20多个科室、百余名专业技术人员协作攻关，先后完成了40多项100多个分题的研究，得到了几万个实验数据，最终破解了这道世界性难题。
为解开又一道国际难题“肠源性感染”，他们探求了近二十年。那天，当一名科技人员用电子显微镜锁住了那颗带荧光素标记的细菌时，全所研究人员无不泪下。研究成果在国际学术会上发布后，马上引起轰动。
带着丰硕成果，烧伤研究所在国际烧伤医学舞台上唱起了主角。
1994年，国际烧伤科的最高奖“伊文斯奖”，颁发到了烧伤所的领头人——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黎鳌教授的手中。
研究所老一代人顽强开拓，新一代学术带头人黄跃生、吴军、彭毅志、彭代智、袁建成等青年专家也不断进取。身为烧伤所“夫妻兵”的所长黄跃生和护士长刘永芳因忙于科研和手术，无暇顾及幼子，只好把小家伙锁在家里；为了节省实验经费和取得更为精确的数据，研究员吴军竟与实验室其他人员自发地抽自己的血做实验……
他们就这样拼搏着，在烧伤免疫、烧伤病理、磷烧伤等方面，获得丰硕成果。他们成功培养出人皮细胞并用于临床，从而解决了治疗大面积烧伤皮源不足的难题。
“九五”期间，研究所把分子生物学和细胞生物学广泛地与烧伤学结合，新建了细胞信号转导联合实验室和组织移植实验室。另外，他们还加强网络建设，铺设了医学信息高速公路。烧伤研究所构建了发展新平台，近几年获国际、国家、军队高层次课题16项，科研基金1500多万元。在全体科研人员的努力下，研究所走上了一条临床—科研—产业一体化的发展新路。
有一句俗话：“大树底下不长草”，批评的是权威之下新秀难冒的现象。三医大烧伤所这棵大树下却新秀频出，蓬蓬勃勃。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该所培养的硕士、博士、进修生约500人，遍及全国全军，13人成为军内外各大医院的院长、副院长，47人成为科室主任或学科带头人。该所在人才、成果辐射方面也堪称“国家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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