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拜访季老是在2002年5月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当我怀着激动而紧张的心情踏入北大后湖朗润园季老简易的居室客厅，季老早已坐在沙发上等候我了。我仔细端详着眼前这位仰慕已久的世纪老人，只见他身着灰色中山装，脚上那双黑色布鞋颇有长老意味。
季老的家里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书橱。两套共六室两厅的住房外加一个封闭的阳台全都排满了书橱、书架，就连过道两侧甚至卫生间也是书架林立。在数万册藏书中，有一些梵文和西文书籍堪称海内孤本。环顾家里其他地方，你会看到桌上是书，床头上是书，沙发上是书，窗台上也是书。正读的书、用卡片做标记将要读的书、已读了部分还要继续读的敞开的书、写了一半的书，这些书都井井有条地放在各自该放的地方。季老的家可谓是书的家！置身于这书的海洋，直觉得书也适意，人也适意。书与人相伴，书欢喜；人与书相伴，人欢喜。季老不仅喜欢买书，而且对书十分爱惜，不在书上做任何标记，对所需资料全都做成卡片收集起来。因此，他的藏书既整洁又规范。季老一有钱就买书，买了一辈子书。他把工资、稿费收入的大部分都用来买书，对买书常常到了痴迷的程度，几十年来不知有多少回因在书店买了书却回不了家。无钱乘车，他只好背着新买的书兴冲冲地步行回家。为将东方文化推向世界，“买书、爱书、读书、写书”已成为季老生命中不可分割的有机体——书已伴随季老走过了近百年春秋。
谈起青年时代的求学之路，季老的双眸瞬间闪出灼灼光亮，倏然间身子也挺得笔直笔直。他兴奋地告诉我：“当年北大和清华都录取了我，而我最终选择了清华。之所以选择清华，是因为清华出国机会多。”当问起季老为何想出国时，季老回答说：“就是想出国镀镀金，回国后好找工作。”季老心智之开明，胸怀之坦荡，由此可见一斑。
在北大人眼里，季老永远是严谨和随意的统一体，两者调剂得非常和谐。在治学上，季老一丝不苟，兢兢业业；而在生活中却又自然随和、不拘小节。季老每天都坚持看半小时的新闻联播，可他用的竟还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买的19英寸电视机。由于使用的时间过长，零件已老化，要调好一个频道很不容易。等你把一个频道费好大劲调出来，十分钟过去了，季老索性又不看了。无奈，工作人员也不跟季老商量，就直接买了台新彩电。原以为季老会高兴，不料他却为此而不高兴了一个星期。
除此之外，季老家的书桌和饭桌都是用了几十年的普通家具。季老的饮食也十分简单：早餐一杯牛奶、一块面包、一把炒花生米；午餐和晚餐则多以素菜为主。
生活上极其简朴的季老，却将一笔又一笔节省下来的工资和稿费慷慨地捐给了家乡学校，捐献给家乡建卫生院。季老不仅心系家乡，还向北大捐赠了诸多珍贵书画等物品。为提倡中国人尊师重道、薪火相传的传统美德，季老还不顾年迈之躯，以“怀念母爱和尊敬老师”为主题，无偿为社会做公益广告。
近几年，季老因醉心创作，对身体状况和生活起居并不很注意，经过几次失明威胁后，又接连遭受着其他疾病的困扰。2002年夏季，由于皮肤病导致并发症，曾一度病重，被送进解放军总医院。我去医院看望季老，一进门，只见季老正专心致志地伏案写作。床头、桌上、椅子，满都是书籍和手稿。
季老的助手兼秘书李玉洁老师心痛地对我说，季老此次病后，像换了个人似的。原本话就不多，现在好几天都不说一句话。每天除了例行的吃药打针，就是看书写字，即使病危期间也依然乐观。那时季老想到了死。他很风趣地说：“人总是要死的，在这方面谁也没有豁免权。人们有了忧愁痛苦，如不渐渐淡化，则一定会活不下去。人逢喜事，倘若不渐渐恢复平静，也必然会忘乎所以，甚至发狂。人们进入老境也是逐渐感觉到的。能够感觉到老，其妙无穷。从积极方面讲，它能够提醒你：一个人的岁月绝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应抓紧时间把想做的事做完做好。免得时辰一到，后悔莫及。”季老用陶渊明的一首诗作为人生的座右铭：“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对养生之道，季老信奉自己的“三不主义”，即不误时，不挑食，不嘀咕。所谓“不误时”，就是惜时如金。他认为，人生的意义在于工作，而工作则必须有健康的体魂，健康的体魄则需要体育锻炼。所以进行一定时间的锻炼是必要的；但倘若将大量时间用于锻炼而耽误了工作，则便失去了意义。在季老看来，只要腿勤、手勤、脑勤，自然百病不生。故此，季老写作之余总要抽空到未名湖畔散步，日常生活也一直坚持自我料理。所谓“不挑食”，就是不偏食。饮食上季老从不挑拣，有什么吃什么。绿豆小米粥，是季老几十年“一贯制”的佳肴。这究竟是对乡土的眷恋？还是长寿的良方？季老答道：“两者都是吧。”
“不嘀咕”是指没有什么想不开的事，从不为自己的健康愁眉苦脸，永远保持着平和向上的心态。他说，待人要真诚，不虚假，且能容忍；而对自己则不疑神疑鬼。“人老了，难免要添点小毛病，没什么可怕的，我从不把这些放在心上，心里没负担，身体自然也就好了。做到这步就要乐观、达观，凡事想开一些。人的一切要合乎科学规律、顺其自然，不大喜大悲，不多忧虑，最重要的是多做点有益的事。我一生也有坎坷，甚至遭遇过非人的待遇。若不是思想达观，很难想象我能活到今天。”
作为著作等身的语言学家、翻译家，在长达七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季老从不敢对自己有丝毫懈怠。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四点半起床，五时吃早点，然后就开始写作。在上班族每一天的“正式”工作开始前，季老已做完了一天中他要完成的学术研究和写作任务。我好奇地问：“每天4点半起床难道不困么？”他笑笑回答说：“怎么不困？谁不喜欢睡觉？但到时候就像有鞭子在抽，提醒我非起来不可。”这不由使我联想起季老在《罗摩衍那》后记中的一句话：“我恨不能每天有48小时用来工作，我始终不敢放松一分一秒。如稍有放松，静夜自思就感到十分痛苦，好像犯了什么罪，好像在慢性自杀。”惜时如金的季老，其写作效率之高、速度之快，也同样令人惊讶。他那篇脍炙人口的散文《赋得永久的悔》就是用短短几小时创作出来的。
季老之所以被世人敬仰，不仅由于他卓越的学术地位，更在于他不凡的人格魅力。对不平之事，他仗义执言；对晚辈后生，则极力支持。与他谈话，不论你做什么工作，也不管你学问深浅，他从不会随便打断你，每次都等你说完才会发表自己的看法。
长期以来，慕名找季老写文章、采访、题字的人络绎不绝，每天都有好几拨。工作人员为了季老的健康有时不免找些理由挡驾。一日，北大一位退休的张老师来找季老为他的书写序。工作人员挡驾说季老不在，张老师只好悻悻离去。不料外边的“交涉”被屋里耳聪的季老听到了。不由分说，他从阳台来到屋外，向正在离去的张老师招呼道：“张老师，我在家，你请来吧。”张老师十分惊喜，工作人员却陷入尴尬。季老把张老师请进屋内接过张老师的书，爽快答应挤时间为他的书写序。事后，季老对工作人员说：“人活着就是为了对社会有用，我做研究对人有用，为人写也是对人有用。人家需要，你能做而没有去做，心里会过意不去。”
待人，季老一向宽厚大度；而对自己却十分苛刻。1995年5月的一天早晨，在工作间里工作了两个多小时的季老有事要外出，不料门被反锁上了。为了不打扰别人，当时已84岁的季老硬是从一米七高的窗台上跳了下来，结果摔伤了脚骨。第二天正好有一项活动，大家都劝他不要去了，他却郑重其事地说：“与人约定的事，绝不能失信。”说罢，忍着疼痛按时赴约。
季老还是位做事极认真的人。他所写文章不管多少页，总是工工整整、清清楚楚，没有丝毫的涂改。他说，不然排字工人看起来会很困难。2002年11月28日，北大图书馆百年馆庆，当时正逢季老大病初愈。为他的健康考虑，工作人员决定不让他参加此次庆典。可等到庆典那天，季老早早地便换好了衣服。工作人员善意地向他谎报道，庆典取消了，可季老仍旧坚持要去。工作人员只好推辞说事先没安排车，他却说：没车就步行。结果硬是以92岁的年迈之躯提前5分钟到达会场。
羊年“春节”，我去给季老拜年，一进门只见客厅沙发上摆放了一厚摞研究生论文，其中有些已密密麻麻地批改过了。李玉洁老师告诉我，这些论文都是季老要亲自批改的。过年这几天，每天吸完氧季老都要坚持批改论文。一旦发现问题便会及时将学生叫到家里当面切磋讨论。
面对已92岁高龄的季老，你感觉不到丝毫的枯萎和凋谢。他充沛的精力和清晰的思路，实在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
宋朝理学开山祖师周敦颐在其《爱莲说》中如是曰：“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莲之爱，同予者何人？”时值今日，季老不仅喜爱荷花，还动手亲栽荷花。采访中，他兴致勃勃地向我介绍：“未名湖中盛开的荷花是我特意从湖北洪湖带回来的荷花籽，几年下来繁衍了不少，如今已连成片了。北大人都亲切地称之为‘季荷’。”这与周敦颐“挖池种莲”何其相似。“周莲”与“季荷”，一个是古代“理学大师”，一个是现代“国学大师”，他们虽相隔千年，然而心与心却是如此相通。他们都崇尚像荷花一样品格的君子，他们也都是具有像荷花一样品格的君子！
由此，人们言及季老是位感情丰富的性情中人。但季老却说自己干干巴巴，宛如一棵枯树，只有树干和树枝，而无鲜花与绿叶。因为自己搞的学问，别人称之为“天书”；自己写的著作，别人视之为神秘。他多希望有一天能在自己枯燥的心田里开出一些鲜花，长出几许绿叶。事实上，凡接触过季老的人无不认为：无论做学问还是做人，季老丝毫也不显得枯燥干巴。生活中，他不但重情、守义，而且惜缘。莲花池中的季荷，燕园内的二月兰，居室中的波斯猫等，无一不沐浴着季老的关爱与柔情。一日，他平时最爱走的燕园幽径上一棵古藤无故被砍。他看到藤萝上初绽的一串串淡紫色的花朵还没来得及知道厄运之信息，依旧像往常一样坦然地在绿叶丛中烂漫地微笑，忍不住万斛伤感：“这一串串鲜活的花儿仿佛成了失掉母亲的孤儿，不久就会微笑不下去，最终连痛哭都没有地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