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幕了，代表们准备的各项议案又将在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产生影响。想到这件事，笔者又回忆起以往由人大代表议案引发的一件关系我国科学事业长远发展的大事。
那是在1995年3月，在八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卢嘉锡、曲钦岳等63位人大代表共同提案，呼吁国家拨专款建立“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同年4月，苏步青、朱光亚、曲钦岳、谈家桢、唐有祺、徐光宪、程民德、郝诒纯、唐敖庆、卢嘉锡、陈佳洱等11位资深科学家致函国家主席江泽民和当时国务院总理李鹏，呼吁进一步加强和保护基础科学研究与教学人才培养，建议设立“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在江泽民和李鹏同志批示后，国务院提出设立这项基金并列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一个专项，由教育部、科技部、财政部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联合组成管理委员会进行管理，并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组织实施。
5年后的2000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吴阶平、周光召、丁石孙、成思危、许嘉璐、蒋正华等6位副委员长及52位人大代表又联名提出了《关于继续实施“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的提案》，国家有关部门经过协商和研究，决定继续实施该项基金，且该基金仍然列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一项基金。
追溯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建立的背景，我们需要回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当时的基本情况是：作为我国基础研究人才培养主要基地的各高校理科院系教学经费严重短缺，教学设施陈旧落后；实验、实习条件无法满足教学要求；图书资料难以为继；教学内容、课程体系、教学方法陈旧，教材落后；报考理科专业的优秀考生逐年减少。而当时的一批濒危学科的困难状况也同样引起了科学界的担忧。这些濒危学科后来被有关部门称为特殊学科点，包括动物进化与系统学、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学、冰川冻土学、昆虫分类学、古生物学和考古学。这些专业对国家发展必不可少，然而当时不仅国内没有相应本科专业，连招收研究生都面临无人报考的尴尬境遇。面对这样困难的局面，我国建设了83个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地，把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资助经费的91％用于支持基地的建设，9％用于支持6个大科学工程点和6个特殊学科点的人才培养。“九五”期间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经费共下达2.9209亿元。
这笔雪中送炭的基金为我国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带来了春天，也为六个濒危学科带来了春天。以科学基金方式来运行的这笔经费借鉴了发达国家支持科学事业的先进做法，在支持人才培养方面功勋卓著。科学界和教育界为这笔基金拍手叫好，许多专家至今念念不忘人大代表的议案。
现在，描述六个“起死回生”的濒危学科的变化的材料已经摆在我的案头。从本期起，本刊计划分六次对这些学科逐一介绍。相信读者自会从中感受到人大代表议案对国家的贡献；感受到国家支持对于科学事业的贡献；感受到科学基金制度对保障国家长远发展的贡献。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也会越来越多地感受到这些曾经“濒危”的学科对国家、对民族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