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逵夫先生的《屈原与他的时代》是一部在整体性研究中寻求突破与创新的力作，这既体现在作者对研究材料的全面占有和努力拓展上，也体现在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和相互配合上。作者把屈原及其作品放在整个战国时代的文化背景下进行观照。屈原的事迹，除了《史记·楚世家》、《史记·屈原列传》和《楚辞》本身外，他书所见甚少，所以其生平多有模糊不清之处。《屈原与他的时代》围绕屈原生平活动和他所生活的时代这一中心问题，通过对相关问题的通盘研究，将研究的关键确定为屈原先世问题、屈原所任官职及政治主张、屈原时代楚朝廷内部两派政治斗争的主要人物、屈原两次放逐的时地问题、屈原之前和之后楚国的作家及创作等前人没有解决或有分歧的问题上，这些是屈原研究中的难点，先行解决上述问题，就可以对中心问题形成“围攻”的态势，从而创造性地解决屈原的生平事迹与创作这一重大的学术难题。
屈原的政治活动及文学创作，与当时的政治、经济、艺术、宗教、学术思想等密切相关，所以，与此相关的一切材料，都在研究的范围，这就全面突破了传统研究的材料范围。因为有了整体性的指导，所以能独具慧眼，于一些人所习见的旧材料中，发现其新价值，并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如在《屈原先世与句王熊伯庸》一文中，赵先生就是以张澍所辑《世本》中西周末楚熊渠长子名“庸”的一段材料，及《史记·楚世家》索隐有关：熊渠长子康，“世本康作庸”的记载，证明《离骚》中的“伯庸”，即楚三王之一的熊伯庸，从而为屈原与《离骚》的关系找到了明证，也破除了王逸以来以为“伯庸”为屈原之父的成说。汤炳正先生誉之为“独具只眼”，称其能发现“人人眼中所有、人人意中所无”。赵先生的整体性研究，在材料的处理上还表现为尽其可能地占有材料。除习见文献外，还有大量前人未加注意或未充分利用的材料，如对屈氏世系的钩沉索隐，就得益于金文和简帛文书等材料。再如从《仪礼·士冠礼》、《楚辞.桔颂》当中考定屈原冠礼和早期任职情况：从《战国策·孟尝君出行五国章》中钩稽出屈原初任左徒时的事迹；考定《战国策·张仪相秦章》中屈原出使齐国的史料等，都是发前人未发之覆。
《屈原与他的时代》一书还体现出整体性研究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强调多学科渗透和学科交叉的研究思路。例如，通过屈原的家世家风、早期任职、楚国的政治文化传统、对内对外斗争中屈原的心态，以及屈原所处时代的重大历史事件等方面，多侧面且恰如其分地描述了屈原思想的形成和相关作品的创作动机，因此其研究结论也就正确反映了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对研究对象既有宏观的定位，又有微观的描述。
再如考定屈原在楚怀王二十四、五年被放汉北，是贬谪，不是放逐，并考定其具体地点、职掌，以及这些经历与《离骚》、《招魂》等作品的关系等，都是运用学科渗透的研究方法的结果。
《屈原与他的时代》的出版，是学术创新的产物，也是对整体性研究方法的具体实践；从方法论方面，也极具启发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