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优秀传统 培育民族精神

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是一所以整合人民大学校内及其他院校、科研机构的人文社会科学力量，对孔子、儒学和传统文化进行系统研究的科研机构。该院自去年11月30日成立以来，致力编纂一部儒家典籍汇编大全——《儒藏》。编纂《儒藏》是保存儒家文化遗产的一项基础性工程。《儒藏》拟编成500卷，以孔子研究院为组织机构，集聚全国人文社会科学力量，计划7至10年完成。近日，担任该院学术委员会顾问、委员及研究员的部分著名学者就编纂《儒藏》，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培育民族精神的有关问题发表了看法。现刊于此，以飨读者。——编者

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实践“三个代表”、发展先进文化的具体体现。在新的世纪，如何保持心系民族兴亡、服务社会的光荣传统，如何在回应中国社会改革和发展所需要解决的重大理论课题方面，在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培育、丰富中华民族精神方面继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是摆在广大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成立孔子研究院就是为了研究、整理文化遗产，弘扬优秀传统，培育民族精神。研究院集中了一批在此领域有着深厚修养和精深造诣的学者，并有一批学有专长的中青年学术骨干负责部门工作和承担研究任务。我们的目的，是想以这样一个学术机构，整合全校之人文研究力量，外借社会贤达、专家学者之助，在对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基础上，架起现代与传统的文化桥梁，充分凸显和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的资源性价值。

孔子研究院成立以来，积极策划和筹备启动《儒藏》的编纂出版工程，并建议将《儒藏》编纂列为国家重点文化工程。这是一个意义重大、工程浩大的事业，我们吁请政府有关部门重视孔子研究院的这一创议，我们希望全社会、海内外华人都来支持和参与这个事业。《儒藏》编纂并不是简单的古籍整理，而是培育民族精神的基础性工作。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文化充分展现了生生不息的创造活力和吸纳外来文化的包容能力。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文化之根、民族之魂，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生存数字化、文化多样化浪潮汹涌发展的当今世界，如果我们不能以开放性的、建设性的态度来继承和弘扬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那么我们中华民族就很难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历史上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最大的为儒、释、道三家。就三家而言，儒家的影响最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儒家对中国古代哲学、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的发展均产生过非常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以至形成了中华民族独特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儒家思想培育了中华民族仁民爱物、尊老敬贤、重信守义、中正宽厚的道德品质和自强不息、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儒家的优良传统现在仍然具有生命力。所以，编纂《儒藏》，既是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和道德水平的需要，也是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的需要。

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孔子研究院很有意义。20年前在曲阜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我说：尊孔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反孔的时代也应该过去了，现在的时代应科学地研究孔子。我这些话是20年前讲的。现在人民大学成立孔子研究院，就是真正地、科学地研究孔子的重大举措。孔子在中国历史上有特殊的地位，过去许多人都说，孔子是中国文化的象征，这话是有一定道理的。孟子说：“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他认为孔子是空前的，这话合乎事实。所以说孔子“贤于尧舜远矣”。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用科学的方法对孔子进行研究。

编纂《儒藏》就是把儒家的著作收集在一起，这很好。要先搞一个目录，把从古到今的关于儒家的著作都收集到一起。搞完目录以后，下面是抄写还是影印？当然可以影印，从前都得抄写，现在就可以影印了。关于体例，这我也没仔细考虑，凡是与儒家有关的著作都收进去。不过这个界线也不太明确，哪些属于儒家，哪些不是儒家，有许多著作划不清。经、史、子、集中，经当然是儒家，子里面有一部分也很明显，就是这个史、集界线划不清。就史来说，修史是儒家的传统。这个史，归儒家的那就太多了，可不归儒家又不合适。《春秋》、《左传》当然是儒家的，可是《史记》、《汉书》是不是儒家就搞不清。许多问题可以讨论。编儒藏还要先有个规划。这是个大工程，现在要开始搞起来，先搞起这个机构很必要。

在中国古代的思想宝藏中，儒家的思想有着特殊的地位。特别是汉代以后，它在中国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中发挥着更加独特的作用。

从治国方略的高度来认识，儒家的德治，经过批判地吸取，有利于我国在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同时，更好地实施“以德治国”的方略。儒家的“德治”，同法家的“法治”一样，都是同封建专制制度相结合的产物，同今天的治国方略有着本质的不同。但应当看到，在中国的儒家思想中，包含着其他各家所没有的极其重要的政治统治的经验，只要我们能够“吸收其精华，抛弃其糟粕”，对今天的“治国安邦”和政治文明的建设，仍然能够起到有益的借鉴作用。

伦理道德和思想修养内容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伦理道德和思想修养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和灵魂，它犹如一条主线，贯穿在儒家思想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观中。它所主张的“三纲领”、“八条目”，把个人的品德修养同国家的治理安定紧密结合起来，把道德主体的能动作用同社会的道德感化力量，有机地融为一体，从而使道德规范的约束功能，同增强知耻的自律机制，更好地相辅相成。这些思想，对于我们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有值得吸取的因素。当前，大力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批判地继承儒家的思想，传承其优良的道德传统和积极精神，是有重要作用的。同时，我们还必须考虑到对儒家典籍、思想和重要资料的整理和保存，这也是思想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我们研究、借鉴、吸收、扬弃儒家思想的条件和前提。

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提出，希望组织力量出版《儒藏》一书，以有利于对儒家思想的研究。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编纂《儒藏》的设想很好，我很赞成。这是一项宏伟而且很有意义的文化工程，是对传统文化的一次清理和总结。

明末，就有人提出编纂《儒藏》，当时曹学鉴于“释、道二家，汇刻经典累数万卷”，而儒家书籍更多，如能汇刻《儒藏》，便于保存流传。到清乾隆时，周永年提出：编纂《儒藏》“为艺林中第一要事”，得到许多学者的赞同。但此事如果由学者来做，工程艰巨，难于完成，于是促成了政府组织《四库全书》的编纂。《四库全书》不称《儒藏》，因其中编入了老子、庄子、墨子、韩非子的书，也编入了西方传来的《几何原理》、《泰西水法》，都不是儒家的书。又因为它是按经、史、子、集分类，故改称《四库全书》。

《儒藏》的编纂难度很大。第一，是书籍浩如烟海，当年仅收入《四库全书》的就有三千多种，达八亿字，当时的印刷条件已不可能刻印如此浩大的篇幅，乾隆皇帝请2800名抄手，前后抄六年，共抄成七部，工程可谓大矣！今天编《儒藏》，篇幅要远超过三千种书，虽然有了计算机，可以不必手抄，但工作量也是很大的，任务十分艰巨。第二，中国封建时代“独尊儒术”，知识分子都称“儒士”，如果儒士所著书都入“儒藏”，那就几乎囊括了中国所有的书。如果有所选择，阐扬儒家学说者，才能收入《儒藏》。那么经部书中的训诂、声韵如《说文解字》、《广韵》，史部书中的方志、杂史，子部书中的老庄墨韩、书画茶酒、养殖农医，集部书中歌咏风景、抒发性情者，皆可不收。所以要特别择立标准，且对各类书籍要有较深入的了解。第三，工程规模大、耗时长，要有较大的人力财力投入。个人或某个单位的力量难于承担，应当得到政府的支持。西方国家编《百科全书》可以由学者和出版界合作完成，但《儒藏》这样的大工程，像《四库全书》一样，私人是承担不了的。经费、组织、提供书籍底本等等，非依靠政府支持不可。

两千多年来，儒学作为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不仅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对中国人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宗教信仰、思维方式、心理状态、人生态度、风俗习惯、行为方式等产生过极大的作用。它对于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培育和发展有其独特的、不可或缺的贡献；它在凝聚中华民族使其不离散的过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它在承传中华民族灿烂文明中有着无法比拟的意义。正由于此，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才不至于中断或断裂，即使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批儒、毁儒，它仍以其坚无不摧的生命力延续下来，以至在新世纪仍显示出无穷的魅力，而裨益于当代中华民族精神的建设。

然而，对于中国历史上有着独一无二的影响和作用的儒家（或称之为儒教），两千多年来，没有一部像外来印度佛教的《大藏经》和道教的《道藏》那样的典籍——《儒藏》。编辑《儒藏》虽然明清人已经提出，但限于当时的内因外缘未能实现。当今中国改革开放，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时机成熟，编纂《儒藏》是当代学人责无旁贷的责任。

中华文明中最早的典籍《六经》（《易》、《书》、《礼》、《乐》、《诗》、《春秋》），都经儒家创始人孔子的整理，汉以后都被奉为儒学经典。历代儒生不断加以整理、诠释，而使儒学成为中华文明中璀璨的明珠。《六经》是中华学术、思想、哲学、文学、史学等的源头活水，是中华文化之根。它诞生、形成于先秦儒、道、墨、名、阴阳、法等各家之前，它催生了先秦各家各派的发生和发展，并影响中华文化的始终。《儒藏》从《六经》开始整理，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从中华文化的源头起，这对于认识中华文明的原貌大有帮助。

中华文明后来的发展没有离开源头，且不断从源头活水中吸收营养和启迪思维。因此，历代注经绵延不绝，并通过诠释经典发挥“微言大义”，建构自己的学术思想、哲学体系。即使不采取注经形式，学人们在其撰写的文、史、书、序等中，亦不离《六经》。仅就《周易》而言，据不完全统计，历代注释约有5000家，《论语》近2000家。整个儒学典籍不计其数，而这些都未经认真整理。虽明有《永乐大典》，清有《四库全书》，但都不是儒学文献的专集。

中国儒学文献历经政治运动的洗劫，多灾多难。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到“文化大革命”的“扫四旧”、“批儒”，儒学文献不断焚烧、丧失，为了保存儒学文献，也需及早整理；同时原有从事古代文献整理工作和熟悉古代文献的学人，由于年事已高，亦亟待抓紧编纂《儒藏》，以实现他们报效中华文化事业的愿望。

当今一代中华学人应该担当起历史赋予的编纂《儒藏》的责任。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呼吁全国有志于《儒藏》编纂的学人，港、澳、台地区学人以及海外学人，携起手来，共同合作，认真工作，不懈实干，争取尽快、尽善、尽美地完成《儒藏》的编纂。

佛教典籍是佛法的结集、载体、代表，历来受到广大佛教徒的重视，翻译、传写、刊印、供养佛教典籍被视为一件神圣的大事，从而不仅推动了佛典崇拜活动的展开，而且也促使了佛教大藏经的汇辑和形成。

中国佛教大藏经主要有汉文、藏文、巴利文三大类，这也是世界现存的佛教大藏经的主要文本。自两晋以来，中国佛教学者以自己的著述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了藏经的内容，据估计，仅撰述的汉文佛典就约有600部，4200卷。可以说，在人类文明史上，佛教是在各宗派、学派、流派中拥有典籍最丰富、最繁多的。佛典不仅涵载佛教义理，而且涉及哲学、历史、伦理、语言、文学、艺术、民族、民俗、历算、医药和建筑等广泛的内容，同样是人类精神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文化历史价值。

汉文大藏经是汉传佛教的文化生命之所在，对于传承佛教法派、弘扬佛教优秀文化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有利于全面保存佛教文献，不致散佚；有利于管理、检索和取阅，为学术研究提供丰富资料，进而在原有成就上，推进佛教学术文化的发展；有利于和儒、道固有文化发生互补作用，并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有利于佛教优秀文化的弘扬，从而为人们的心理调节、人际关系的协调、社会稳定、世界和平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作出贡献；有利于佛教文化的传播与交流，汉文大藏经是佛教传入朝鲜、日本、越南等国的主要媒介和工具，为中、韩、日、越编织友好交往的“黄金纽带”起到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我国的文化传统源远流长，历来重视古代优秀文化的继承与古代文献典籍的整理。自先秦孔子以来，历代整理、编纂典籍的人前赴后继，层出不穷。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经过全面搜集、整理、编辑而后出版的完整的“儒藏”，却一直没有形成。现在我们国家的物质条件和人才条件均有较大的改善，若能组织人力汇辑、出版一部儒学典籍大全，必将为批判继承民族文化传统、儒学研究和中外文化交流等作出诸多贡献。

在中华民族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孔子创立的儒家文化，无可争议地被认为是起着主导的作用，具有深远的影响。儒家文化最大限度地汇集了中华民族古老的文化成果，又最大限度地融会吸收了各种文化的养料，更加增强了其“无所不容，又无所不化”的品格，从而承担起中华民族悠久而丰富的中华民族文化教育历史遗产代表的角色。

儒家文化在汉代以后直到明清曾被封建统治者利用，变成维护君主专制的思想武器，但是广大民众和民族精英承袭着儒家文化的精华，并从中吸吮丰富的文化营养，获得了强大的反抗黑暗专制的精神力量。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封建专制主义利用了儒家文化，也践踏了儒家文化。中华儿女在不屈不挠的斗争中，承袭着、拯救着儒家文化的精华，熔铸着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

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建设，必须借鉴和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包括历史的文化遗产和当今的文化创新，尤其要万分珍惜和充分利用自身的文化优势。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丢掉自己的东西，一味地移型他国，是最没出息，最没前途的。创新是文化发展的生命，而继承又往往是创新的基础。数千年来，哺育了中华儿女的儒家文化仍然是今天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蕴，生活在中国和世界各地的炎黄子孙，世代相传，心灵相通的纽带不仅在黑头发、黄皮肤，更是缘于承续着儒家文化的底蕴。在中国，儒家文化不仅是思想学术、文化教育领域恒久的研究课题，也是中华儿女文化教育和社会生活内容的组成部分。因此，以历史的态度和眼光，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汇集整理儒家文化典籍而成一部《儒藏》，无疑是一项中国文化建设的奠基工程，对于强固“传承中华美德，培育民族精神”文化底蕴，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儒家重视道德教育，重视道德修养，注重气节与操守，讲究崇高的精神境界，提倡发奋“立志”与“舍生取义”的献身精神，强调道德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宣扬孜孜不倦、临事不惧、不计成败利钝、不问安危荣辱、以天下为己任的宽广胸怀，把个人完成的社会责任作为个人道德的自我完成，容易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凝聚力，逐渐形成了一个长远而深厚的教育传统。上起孔孟，下迄宋明理学，都特别注重道德教育与自我修养，立志有恒、克己内省、改过迁善、身体力行、潜移默化、防微杜渐……形成了一系列具有独特风格的道德教育与道德修养的手段。儒家重视培育真实的精神修养，树立道德风范，其影响力是无法低估的。他们曾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历史上教育、感染、薰陶了多少仁人志士，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经常起进步作用的重要传统。

如何发挥人性中光辉的一面、控制黑暗的一面？儒家对于这类问题进行了认识与解答，认为并不全靠知识和逻辑。格物致知、读书求学、温故知新、学思并重、循序渐进、由博返约、启发诱导、因材施教、长善救失、教学相长、言传身教、尊师爱生……形成了一系列具有独特风格的知识教育与教学的手段，形成了比较系统、比较深刻的知识论、教学论、教师论、自学深造与人才成长的理论。此外儒家还有丰富的办官学、私学的经验，有按行政区划设置学校网络、多渠道多层次办学的经验，有选拔人才、自学考试的经验，唐宋之后还有科举考试制度、书院制度以及推行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幼儿教育、科技教育的经验，这些不仅在当时的世界上占有地位，而且其内容和形式也多有独到之处。

总之，儒家提供了个性群性的满足，理想现实的兼顾、教育方法目的的同时讲究，所有这些都给我们留下了思想的启迪与丰富的资料。把儒家思想文化教育的典籍文献搜集整理为一个体系，这是非常重要的。它对于我们培养民族精神，提高民族素质，加强和深化教育改革、减轻学生过分负担，提高教育效率，培养创新人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与参考价值。

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发展，其中文化、思想所起的作用都不容忽视。人类历史的发展与文化的进步有着密切的联系。儒家文化在中国历史中具有特殊的地位。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学说在长达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中，始终被统治阶级奉为国家的正统思想和理论。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没有哪一种思想和文化能够像儒家学说那样，在如此长的时间里给予一个民族与国家的历史以如此重大和深刻的影响。儒家学说成为官方思想。儒家的思想和理论渗透到人们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在国家政治上，主张“德治”与“仁政”，为政以德，实施德治主义；在伦理道德方面，强调封建的“礼”，以“三纲”、“五常”作为人们的行为准则；在社会教育方面，则以儒家经典为主要内容，人才培养也以儒家的范示为标准；社会的文学艺术，则多是围绕儒家的思想和伦理道德进行创作和宣传。经过长期的发展，儒家学说和思想逐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

作为一种文化，儒家思想和理论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之所以长兴不衰，这与其在漫长的发展中，顺应历史变化，不断地调整和发展儒家思想内容，同时采取兼容并蓄的方针，吸收其它文化之精华，完善和补充儒家理论，使之始终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做法分不开。如在汉代，对原始儒学进行了全面的改造和革新，广泛吸收和融合法家、道家、阴阳家、杂家等先秦诸子思想，创建了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新儒学体系。魏晋时期，有王弼、何晏等以老子、庄子思想解读儒家经典的玄学。在唐朝，出现了韩愈等以排斥佛学为宗旨的儒家“道统”学说。在宋代，产生了倡导义理之学，兼取佛、道思想，于后世有重大影响的程朱理学。到清朝末年，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人士，重新审视和批判了传统儒学，对儒家学说予以富有现代意义的诠释。

毫无疑问，在今天看来，儒家文化带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它是在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上，适应封建君主专制政治而产生和发展的思想学说。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否认其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忽视对它的研究和整理。人类不能割断历史，否则将无法继续进步。今天我们加强和重视对传统儒学的研究和整理，不仅有助于客观地了解和认识中国历史，继承中国传统文化，而且可藉此发掘和吸收其中的合理部分，服务于今天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儒家文化经历了源与流、内生与外播和参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多元文化互动等不同的发展形态和历史过程。因此，我们可以说儒家文化的发展经历了四种文化形态。第一种形态是儒家文化的源头。孔子、孟子和荀子等人奠定了儒学的理论基础，成为儒家文化的源头，经汉儒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而取得了统治地位。第二种形态是以朱熹、王阳明、张载等人为代表的宋明理学，它既是儒学流变的开始，也是儒学从内生走向外播的开始。儒学分别向东方和西方两个方向传播。一方面，宋明理学向东方的韩国、日本、越南诸国传播；另一方面，孔子的学说、朱熹及宋明理学等儒家学说通过早期传教士开始向西方传播，1593年利玛窦就将《四书》译成拉丁文寄回国内，1626年法国传教士金尼阁也将《五经》译成拉丁文刊印，其后法国哲学家马勒伯朗士对基督教的“神”的观念和朱熹的“理”的观念的比较研究，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不仅本人对儒家文化有着强烈的兴趣，而且在欧洲为传播儒家思想和中国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法国大革命前孔子学说及宋明理学已经在欧洲广泛传播，成为启蒙主义学者们的精神食粮，孔子的治国之道和道德理想成为启蒙运动的思想武器。第三种形态是20世纪初产生的“现代新儒学”，从理论特色上来看是用西方哲学的概念系统和方法来改造中国传统哲学。“现代新儒学”的产生是“五四运动”之后东西文化碰撞的结果，西方哲学的大规模的输入和冲击，使得儒学援用西学来改造传统、重建传统和走出传统，试图为中国的文化和中国社会谋求出路。第四种形态是主动参与世界文明对话的现代新儒学，在20世纪的下半叶，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格局已经形成，不同民族、宗教和文化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相互冲突碰撞，对话和沟通显得越来越重要。

从儒家文化发展的四种形态的联系，我们可以看出《儒藏》编纂的基本选材原则和重大意义。首先，《儒藏》不仅应该反映儒学和儒家文化的源，也应该反映儒学和儒家文化的流。先秦儒家的原典非常重要，不能遗漏，而儒学后续发展中不同阶段的代表作也应收辑全面。其次，《儒藏》不仅应该反映儒学在中国的发展，而且也应该反映它在世界上的发展，例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韩国儒学、日本儒学以及欧美的儒学都产生过不少重要著作和历史文献，它们是儒学在不同文化土壤上结出的丰硕成果，是儒学学说整体中不可缺少的部分，理应选其精华，反映全貌。最后，编纂一部反映出儒学的源流发展、反映出儒学的中国性和世界性的《儒藏》，不仅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而且对于世界文化的发展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儒藏》将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宝典，为凝聚和弘扬民族精神提供一部系统的教材；另一方面，《儒藏》将成为世界性的文化遗产，为世界各国人民学习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提供系统的原典和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