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今天的两位作者饶毅与朱清时是当今中国有留学背景的学子中的佼佼者，前者在国际生命科学领域有一席之地，是美国华盛顿大学的著名华裔学者，且积极参与祖国相关学科建设，在国内多家学府和科研机构兼职；后者于上世纪80年代回国参与国内科技事业，现不仅担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而且已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以上两位无疑可以称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留学生的骄傲。然而，要拿他们与杨振宁和邓稼先两位相比，当然是不够恰当的。其实这4位中华英才自己根本没有一丝和别人比照的意思，是笔者牵强附会，愣把他们拉扯到一起，所以我应当首先为自己可能对他们造成的冒犯道歉。
不过，今天我把他们4位列在同一篇文章中，也是受到朱清时院士的启发。他在文章中把杨振宁与邓稼先的经历并列讨论，说明留学海外的学子在选择回国或者继续留在海外的问题上要以追求“真正永恒”的价值为行事准则，这无疑会引发人们对科技专家与国家的关系，以及科技专家的人生价值的思考。
有趣的是，本期饶毅的文字是他作为至今仍留在海外的学人，在2002年诺贝尔奖颁发之后写出的他对国内科研环境的分析与评论。他是分析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后为什么仍与诺贝尔奖有较大距离，其中涉及国内科研环境的问题，恰好反映了海外学子的一些看法，且正是朱清时院士希望海外学子站在追求“真正永恒”的价值的高度来对待的事情。
由此我想到上世纪70年代，当获诺贝尔奖的杨振宁回国受到祖国的隆重接待时，他提出要见邓稼先。组织上连忙为邓稼先临时腾出一间房以凑成一个有两间房的“邓家”，并立即把一对沙发和一个茶几送到这位“两弹”元勋的家。
由此我还想到美国德克萨斯大学普里高津研究中心的研究科学家，现兼任北京大学复杂科学中心主任的陈平博士。去年他说：“在美国，我几乎吃饭睡觉以外的所有时间都在想科学的核心问题，问题解决的灵感都得之于和竞争者的交锋或同边缘领域专家的讨论。在中国，只有业余的少量时间可以想点真正有意义的问题，但无人可以对话。这是我一直考虑全面归国，又一再推迟的原因。”
我的这两个联想分别涉及中国科学家的硬环境和软环境，今天朱清时等科学家的硬环境虽然仍有待改进，但已经比邓稼先时代好了不知多少倍；而陈平的讲话所涉及的中国科学家的软环境问题并不是“过去时”。
对于正在海外的学子来说，是等待国内硬的和软的环境都变得温馨可人再回来，还是现在就不拘一格地积极参加到改善祖国科研环境的劳动中来，需要学子们站在追求“真正永恒”的价值的高度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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