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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智能的现代意义

2003-04-15 来源:光明日报 冯天瑜 我有话说

中华智能与西方智能在思维方式上就主潮而言大体形成整体思维与分析思维之间的对应关系。中华智能中的“整体观”,以及与之密切相连的“融通”、“和合观”,可以弥补分析思维的某些片面性,为现代整体思维提供借鉴。此为中华智能现代意义之一。中华智能现代意义之二在于,对文明悖论的揭示以及克服文明悖论的设计,这在人类正患着种种“现代文明病”(如环境污染、人的意义危机等)的当下,尤具启示性。然而,我们对中华智能的现代意义应持平允态度,不宜拔高和理想化。因为,中华智能为“现代病”的疗治所提供的,只是某种有待开发和重铸的思想资源,而不可能是现成的解决方案和操作手段。中华智能在历史上未曾建造过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协调发展的理想境界。只有综合中西文化之长,将整体思维与分析思维加以有机统合,才可能实现现代文明的健全生长。

整体观的螺旋式演进

人类在跨入文明门槛以前,有过原始思维和野蛮思维;跨入文明门槛以后,其思维史大体经历了古典的整体思维、近代的分析、实证思维;进入现代,则在古典与近代思维的基础上,产生了分析与综合相统一的新的整体思维,从而完成一个否定之否定的“正——反——合”过程。这里三段划分,是大略而言,各民族又各有自身的特点。例如希腊人在古典时代,与整体思维相比配,分析思维也相当发达,“分析”成为希腊人的格言,古希腊文化中处处显示出分析的力量。推动工业文明诞生的欧洲近代分析、实证思维得以发展,与古希腊的分析思维传统有着内在联系。而中华智能古典整体思维发达,分析、实证思维未能得到充分发育,这正是中华智能未能导引出工业文明的原因之一。

古典的整体思维,其特征是概览森林,却并未详考树木,着眼于事物的统一性,从整体上进行直观考察,并且常用类推逻辑。近代的分析、实证思维,其特征是详考树木,未对森林作整体把握;或把森林简单看作树木的拼合,着眼于专科研究,竖切一条,割断联系,纵向深入。现代整体思维则既详考树木,又概览森林,而且不是把森林看成树木的拼合,却认作是树木的生态系统整合。这是一种整体有序、动态相关的思维方式,是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系统思维。

现代整体思维作为文明人类思维史的第三阶段,是对近代分析、实证思维的突破与扬弃,这一进程伴随着对古典整体思维的创造性“复归”。这就是说,思维史上的第三阶段区别于第二阶段,却与第一阶段有着某种类似之处,不过处于不同的层次上。概言之,中华的“整体观”同现代整体思维之间存在着否定之否定的逻辑相关性,可以为现代整体思维提供启示。

中华整体思维在《周易》中发挥得尤为充分和完备。《周易》有“观其会通”的命题,反对强为割裂事物,力主有机地、整体地看待万事万物,这便是由阳、阴两爻排列合成的64卦系统。代表天地的干卦和坤卦是万物的起点,“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这是整体观的一种精彩概括,它强调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从而奠定了“天人合一”宇宙观的基础。这种整体观念与追求新的综合的现代科学思维颇有相通之处。耗散理论创始人、比利时物理学家、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普里高津说:我相信我们已经走向一个新的综合,一个新的归纳,它将把强调实验及定量表述的西方传统和“自发的自组织世界”这一观点为中心的中国传统结合起来。这种古与今、东与西的结合,也许正是现代思维发展的方向。与东方“整体观”密切相连的是“融通”、“和合观”,“和”指异质因素的共处;“合”指异质因素的贯通。求融通、致中和的思想,主张以缓和的、调谐的方法解决世间诸问题,意在防范事物走向极端而出现系统平衡的破坏,认为诸事要留有余地,莫走极端,这便是老子所谓:“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

《易传》也避“亢”(过分)而主适度。“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这种知进且知退、知存且知亡的“圣人之思”,是“融通”、“和合观”的真髓所在,它与整体观共同构成东方思维方式的主旨。这种整体、和谐观念和艺术式的综合思维方式的现实意义,可以普里高津的一段话概括: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是首重于研究整体性和自然性,研究协调与协和。现代新科学的发展,近十年物理和数学的研究,如托姆的突变理论,重正化群,分支点理论等,都更符合中国的哲学思想……中国思想对于西方科学家来说始终是个启迪的源泉。

文明悖论的揭示及其克服设计

文明的进展将带来利弊并存的双向效应,这一真理较为充分地得以昭现,归功于中华哲人。中华智能关于文明双重效应的认识,以及关于克服文明悖论的设计,对现代人认识并疗治“现代文明病”具有参酌价值。

中华哲人在对文明进展的正面效应给予肯认的同时,敏锐洞察到文明进展还将带来负面效应。关于后一侧面,《老子》五千言中多有犀利的揭示,如“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老子这类思想曾经被作为“反文化”观念而遭到批评。其实,老子是通过对文明进展导致的二律背反的披露,向陶醉于文明进步的人们提出警告。这种警告是中肯的,而且,历时愈久愈显示出其深刻性和预见性。即使是盛赞历史进步的韩非(约前280—前233),在对于由“上古”到“当今之世”的演化加以肯定的同时,也清醒地看到文明发达以后出现的问题,如文明进步后人口骤增带来的难题。可见,古代哲人已经洞察到,文明的进步其实是一柄“双刃剑”,有其利必有其弊。

中华先哲不仅提出文明进步导致的双重后果问题,而且力图设计克服文明悖论的方案。大略言之,有老庄的“回归自然论”和《易传》的“人与天地合德论”。

老子看到文明将带来的恶果,因而他主张人类应当放弃智能与伦常,返回自然人状态。庄子则主张因任自然,“不以人助天”,“不以人灭天”。老庄关于防范文明恶果的建议,在人与自然相互关系层面,主张回归自然,不干预万物的自然发展。就人生个体发展而言,他主张回归童年的“赤子之心”,以杜绝伪善、欺诈,明人李贽力主的“童心说”即脱胎于此;就人类群体发展而言,主张回归“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农村公社,甚至幻想过那种“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的神仙生活。通过回归自然来防范文明弊端的思想,在西方近代也出现过,如俄国文学家托尔斯泰企图用自由平等的俄国农村公社来防范资本主义的弊病。这种思想,其顺应自然规律的方面是富于哲理的,但其否定人的能动性、否定文明的积极成果的方面则是消极无为的,其悲观、倒退的主张则不可取。

《易传》的思想既主张顺应自然法则,又肯定人为的积极效应,并力主自然与人为的统一。《易传》提出的理想境界是:“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这里既提出“天不违人”,又提出“人不违天”,以天人相协调为基准,所谓“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道”。《易传》崇尚“天道”,认为人应遵循天道,不能背逆天道;但《易传》又赞扬“人道”,并主张人应当积极有为地去效法天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如此论述天人之际,是深刻而周到的。荀子与这一思想相通,而又更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他的“天生人成”和“制天命而用之”两个命题,在肯认自然规律的前提下,高度称颂人类创造文明的伟大业绩,这种积极的认识值得今人借鉴。

对中华智能的现代意义应持平允态度

论及“中华智能疗治现代病”这一题旨时,有一要义不可忽略——中华智能作为古典整体思维的产物,所潜藏的只是克服现代病的某种启示,而不可能提供现成的解决方案和操作手段,因为在中华智能的发展历史上,并未创建过人与自然、人与人全面和谐共处的黄金时代。以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层面为例,中华智能的“天人合一”、“民胞物与”、“依正不二”等观念,对于现代人克服人与自然两分对立观念,是富于启迪意味的。然而,在这类理念诞生并流传的中华世界,因理念本身的弱点和工具理性不发达,并没有普遍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未能在实践上解决发展生产力与保护自然生态的矛盾问题,实际情况却是生态环境的逐步恶化。其基本原因,是人们未能摆脱对自然的盲目性,人们谋求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一直有意无意地损伤自然、破坏环境。早在农业文明时期,生态的恶化已经愈益加快步伐。这提示我们:不要把产生“天人合一”、“依正不二”理念的农业文明加以美化,那并不是一个“桃花源”式的黄金时代。因此,某些“回归主义者”主张的退回前工业时代,绝非人类文明的正途。

就现代世界而言,也并非工业愈发达的地区环境问题愈严重,反之,第三世界地区由于人口压力和初级工业化滥用资源等因素的作用,生态环境正在急剧恶化,而发达国家在经历了工业化初期的生态恶化之后,时下的生态环境则进入良性转换阶段。这说明,当现代人在理念上实行调整之后,便有可能将科学技术的伟力应用于构建良好的生态环境,使古代“天人合一”、“依正不二”的美好理想,逐步转化为可操作的现实。

就人与人、人与社会层面而言,中华智能重视人伦,肯认道德自觉,形成一种对人生目标的公正概念、宽容和深思的精神和平,具有很高的德性价值和美学价值。这也是中华智能吸引一些西方哲人之所在。中国固有的仁学传统承认人的独立意志,所谓“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以及在社会规范中主张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都闪烁着人本精神的光耀。然而,中华智能并没有寻觅到普遍维护民众人格独立、社会公正的制度保障,社会长期运作的却是“轻视人类,使其不成其为人”的君主专制制度。同时“尊尊”、“亲亲”的宗法积习又妨碍法制的推行。这些问题的克服,当然有赖中华智能内部健康因素的发展,但尤其需要现代文明的强劲冲击,其间西方智能的补助是必不可少的。就伦理层面而言,中华智能中发扬道德义务及社会责任心,与西方强调个人权利、公平竞争原则,应当互补共存;中华伦理“成圣成贤”的修养论,需要西方文化注重权利与义务的公民意识的补正。总之,那种无视中华智能现实意义的认识自然有害,那种以为中华智能可以提供克服现代病的现成灵丹妙药的认识也无益于世,而中华智能与西方智能的互补相济,古典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友好对话,方有可能促成人类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全面发展,从而创建一个较为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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