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师渠在《历史教育与民族精神的弘扬》（刊于《史学史研究》二○○三年第一期）一文中指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中华民族初步觉醒和面临危亡的时刻，志士仁人揭示出了高扬民族精神的时代课题；到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我们党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再次揭示出培育与弘扬民族精神的时代课题，这并非历史的偶然巧合，而是反映了我们国家和民族的进一步成熟。当前，我们要在继承前人对民族精神认知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对培育民族精神问题的认识。就历史教育与培育民族精神的关系而言，历史教育是实现作为民族精神核心的爱国主义教育的基础，是实现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基础，是引导国民培养历史责任感的基础。
孙丹在《新时期文化产业建设考察》（刊于《当代中国史研究》二○○三年第一期）一文中指出，新中国对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理解既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也受到意识形态观念的影响。从单一的文化建设向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并举的转变反映了新时期理论界、文化界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大胆探索和积极实践。群众文化因其具有广泛的大众娱乐消费基础以及与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的紧密联系而成为催生文化产业最丰饶的沃土；而文化产品作为文化的载体，其生产和传播方式的变革必然会对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在繁荣新世纪文化经济的同时，正确处理当代文化与传统文化、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就是发展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课题。
瞿林东在《论传统文化与企业的联盟》（刊于《中州学刊》二○○三年第一期）一文中指出，在现代化进程中，文化可能会被短暂淡忘和轻视，但不久便会反弹回来，反弹过后便是沉思和发展。科学家与哲学家的“联盟”对科学的进步和哲学的发展大有裨益，同样文化与企业的“联盟”对企业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也大有裨益。传统文化与现代企业能否建立一种密切的联系主要取决于三个方面：一是传统文化是否还有生命力的积极方面；二是企业领导人是否意识到传统文化的积极方面对建设现代企业的重要性；三是社会环境是否能为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企业的“联盟”创造出必要的条件。只要三个因素具备，二者就可能成功地实现“联盟”并取得互惠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