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季度经济增长会有多高

记者：一季度经济出乎意料地高增长，人们不禁要问，第二季度经济还会保持这种高增长吗？

卢中原：要看二季度经济增长是否能保持，关键要看支撑一季度的投资、消费力量还是否存在。一季度经济高增长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内在的自主增长能力增强。从投资上看，社会投资增长加快，而政府投资增长放慢，一季度国家预算内投资增速放慢40个百分点，而自筹资金、利用外资等社会其他投资的增长比去年同期高了25到30多个百分点。从消费增长上看，比去年同期增长9％，更重要的是，这几年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加快，居民用于食品的支出下降，而非食品的消费增加，购买住房、汽车等新耐用消费品的消费增加更快，带动了住宅产业、汽车业、电子通讯业等高成长产业的发展，对经济增长产生新的拉动作用。1到2月份，电子通讯、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对工业增长的贡献超过三分之一，拉动工业增长6个百分点。

我认为，一季度经济增长快，经济效益较好，实现了速度、结构、效益相统一的发展，是健康的增长，我国经济内在的自主增长能力已经稳定在较高水平，并有继续增强的态势。与居民消费升级、提高生活质量密切相关的市场需求，对经济增长将具有长期支撑能力。而从技术、资金、管理经验等其他生产要素的供给上看，也是能满足这种市场需求的。因此，二季度经济保持较快增长是可能的。

记者：可有人对目前的消费需求是否能支撑经济的长期发展表示怀疑，你是通过怎样的分析认为这种支撑作用是长期的呢？

卢中原：一方面我国居民有高储蓄传统，加之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居民们就进入了购买新一代耐用消费品的资金积累期，从日本和韩国的经验看，需要7到10年的积累期，居民可能有实力消费车和房；而另一方面，随着个人消费信贷的发展，使许多居民的消费成为可能。据统计，1998年到2002年，个人消费贷款从426亿元增加到8258亿元，增长了18.4倍，2002年消费信贷中用于购车房的占到了88％。

有调查表明，在北京有48％的居民未来需要换购住房，已购公房的市民中有67％想换房，另外农民向城镇转移也需要住房。去年全国商品房竣工面积增长19.1％，销售面积增长20.2％。因此，住宅产业的长期成长是有强劲市场需求支撑的。再看汽车产业，当人均收入达到3000美元以上时，对汽车的消费需求将迅速增长，目前北京市的人均收入超过3000美元，而广州和上海的人均收入已超过4500美元，汽车在大城市的发展很快。此外，随着汽车业竞争的加剧，生产成本和价格降低，各厂家推出一些适销对路的新车型，如十万元左右的经济型轿车等举措，进一步调动了消费者的购买欲望。

对于住房和汽车产业存在的结构性失衡，需要保持警惕，认真分析。值得一提的是，应当顺应强大消费需求的发展，针对不断出现的新的供求矛盾，可以通过价格机制、竞争机制和科学合理的规划去调节，主要依靠经济手段，不宜采取行政性的限制、排堵甚至“一刀切”的办法。

记者：你认为二季度经济还会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那么其增长会像一季度那样高吗？

卢中原：不会的。去年一季度增长7.6％，二季度增长8％，三和四季度都增长8.1％，因为增长的基数高了，所以第二季度的增长相对要比第一季度低一些。加上当前“非典”等不确定因素，对经济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从全年的形势看，很有可能出现经济增长“前高后低”的状况。但由于经济内在的增长势头比较强劲，预计全年经济增长仍然可以超过8％。

记者：针对这种经济增长势头，那么在政策选择上有何策略？

卢中原：经济保持较高增长，宏观经济环境相对宽松，政府在刺激需求、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等短期目标上的压力减小，对于实现中长期的目标有了较大的余地，因此可以考虑适度调整宏观经济政策的着力点，在加快改革、改善供给结构、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上下更大的气力。

具体说来，在保持宏观经济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同时，可从以下几方面调整政策的着力点：在税制改革上，可推进一些中长期税制改革，比如增值税转型和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也可相机出台一些结构性减税措施。在投融资体制改革上，进一步减少行政性审批，限制政府参与竞争领域的投资，财政性投资要用于完善社会公共产品领域；放宽产业准入限制，积极为中小企业等民间投资创造更好的环境。在农村改革上，尽快取消农业特产税，并逐步递减农业税税率，促进农民增收和农业持续发展。在财政政策方面，今年建设国债的使用和新开工项目可适当后移，增大结转量，以便逐步减少国债发行；严格筛选新开工国债项目，着重优化国债资金的投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