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段时间以来，围绕解除联合国对伊制裁、伊拉克战后重建等问题，法国和美国之间在国际外交舞台上的争斗力度，并没有比美英对伊开战前减低。
4月15日，法国总统希拉克在各国领导人中第一个表态“祝贺”美军攻陷巴格达、推翻萨达姆政权，接着，希拉克给美国总统布什打电话，表示法国未来将“以务实的态度，采取相应行动”，扮演一个“务实”的角色。（这是他们2月7日中断高层直接沟通以来首次通电话。）
4月22日，被法国媒体认为是美国政府内立场最为“温和”的国务卿鲍威尔，公开向法国发出警告，称法国一定要为其反对伊拉克战争而承担后果，并威胁说“法国将会为此受到惩罚。”鲍威尔强调要“从各方面”重新审视美法关系。
4月24日，美国总统布什在接受采访时称，希望法国不要利用自己在欧盟的地位，企图建立联盟反对美国、英国、西班牙和“新欧洲”。还有消息说，白宫的高级幕僚们4月底开会，讨论惩罚法国的具体方式。
此间分析人士认为，法美琴瑟失和，国家关系的沉浮、百姓感情的变化，其实和其他事物一样，充满了辩证法。但重要的问题是今天法美之争的态势变了：伊拉克战争之前，法国对美国寸步不让、步步紧逼，最终令美国在付诸联合国安理会表决授权对伊动武决议问题上知难而退，只能在没有得到联合国“通行证”的情况下对伊开战。用一位驻法美国外交官的话说，“让美国在全世界面前丢尽了面子”。
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垮台后，法国通过常驻联合国大使萨布利耶尔之口，“出人意料地”发表呼吁联合国暂停对伊拉克制裁的声明之后几个小时，法国不仅没有得到一直主张全面取消对伊制裁的美方的善意回应，反而被鲍威尔一口拒绝，当头泼了一盆冷水。法国《费加罗报》的一篇分析文章认为，法国明显地在主动让步、不断向美国伸出橄榄枝，想改善关系，但是，美国人的反应却越来越冷淡。
除了对法国在对伊开战前强硬、“既无弹性、又不理智”（白宫发言人弗莱舍语）立场的愤怒之外，美国人为什么对法国耿耿于怀、毫无原谅和妥协的余地？有以下几个背景因素应该考虑到：
第一，法国是否在联合国对伊拉克实行全面禁运的13年间，曾经违反过联合国决议，暗地里向伊拉克出售武器？美国媒体近几个月来对此紧追不放，甚至有消息说，在伊美军有一项秘密使命，一定要找到在1991年联合国禁运之后仍向伊拉克提供武器的军火商，其中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法国企业。据报道，法国的反坦克和空防导弹系统在对伊战争初期“曾给美英联军造成很大麻烦”。美军的一名情报官员对《新闻周刊》说，美军在巴格达国际机场发现了51枚法德合资生产的罗兰德－II型防空导弹，导弹上标志的生产日期是去年。另外，罗兰德－III型防空导弹、法国制造的军用无线电台和大量法国高级消费品，都先后在伊军军火库和萨达姆的官邸被美军搜获。
法国对这些指责当然是断然否认，称发现的导弹是早已停产的旧型号，而法国高档消费品，是萨达姆通过黑市搞到的。无论如何，如果美国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法国曾经背着美国和伊拉克有交易，那美法之间的信任会荡然无存，美国对法国高新技术和军工出口方面的限制会进一步加强。
第二，法国是否在努力建立和领导反美、反“新欧洲”的联盟，并把申请入盟的“新欧洲”的亲美立场和他们的入盟前景联系起来？“新欧洲”和“老欧洲”的对立是否持续下去？2月17日，在欧盟15国特别高峰会议开始之前，希拉克对新闻界发表谈话，称正在申请加入欧盟国家对美国的支持“并非负责任的举动”、“缺乏深思熟虑”、“失去了一次保持沉默的机会”。说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与美国立场“太快地看齐”会有什么危险。他还特别指出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如果想减少加入欧盟的机会的话，没有比全力支持美国立场更好的选择了。”
法国外长德维尔潘也表示说，法国希望在未来几个月内，欧盟候选国应该对他们近一段时间在伊拉克问题上的所言所行“做出解释”。有舆论认为，法国和部分欧盟国家有可能考虑重新审查欧盟候选国入盟的条件问题。在欧盟扩大和内部建设问题上，法国，也包括德国和比利时，面对欧盟候选国的立场正在重新强硬起来。
第三，英国能否在法美和解中起到积极作用？战争打响之后，在法美最高领导人完全没有直接联系的同时，希拉克与布莱尔之间的热线联络却不断升温，双方谈话的主题就是战后伊拉克重建问题。“联合国应在战后发挥重要作用”、“尽快恢复对伊拉克的石油换食品计划”和“两国密切合作”是媒体报道中提到的最多的对话内容。
布莱尔是否能、是否肯利用他“美国战友兼欧盟大国”的特殊身份，为法美双方斡旋、调解？如果他愿意、也有能力起到这个作用的话，美国人会顺水推舟吗？有分析人士认为，被夹在华盛顿和法德之间、失去双方信任风险增加的情况下，布莱尔选择靠近“老欧洲”、背离“新欧洲”是不符合英国利益的。布莱尔在布什的战前外交危机中，为美国提供了坚强的支持。英国由此摆脱了原来在欧洲的孤立状态，成为“新欧洲”事实上的领袖。现在，由于战争速战速决，布莱尔在国内的支持率也在改善，英国没有足够的理由浪费这些外交资源。
第四，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形式和具体部署近期内有无修改的可能？美国人早已经认识到，欧洲已经不再是世界的中心，而且这里的反美情绪强烈。布鲁金斯研究所的一位高级研究员说，“对欧洲或者美国来说，跨大西洋关系再也不是中心的关系了。”美国的一部分智囊人物认为，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上，驻欧美军的存在形式和具体部署，无法满足美国在中东、中亚和东北亚的需求。这个问题直接影响到美对今后美欧关系的判断和战略安排。
法国人似乎努力向美国人表现出，此次法美风波只是“就事论事”，并没有普遍意义；而对美国人而言，问题好像复杂得多。所以，有法国观察家表示，如果法国没有承受一切代价的准备，当初就不应该在美国一让再让的情况下“穷追猛打”；否则，现在只能承受代价了。
战争打响和美英联军攻克巴格达、伊拉克军队不战而败之后，法国知识界、外交界对法国战前外交提出最多的问题是：法国的外交努力，本来要达到的目的是避免战争、用和平手段解除伊拉克武装。在明明看到这个目标无法实现的情况下，法国外交并没有作出相应的调整，而导致现在在伊拉克重建问题上，面临被淘汰出局或被“边缘化”的危险；法美关系也陷入空前低潮。法国是如何走入这个外交死胡同的呢？
法国媒体的分析认为，这是一个个人野心、外交失策的混合体。法国战前的外交运作，个人色彩过于浓厚，重要的外交决策由几个人做出，其中主要是总统和外长本人。一位高级外交官对记者说，在左右共治时期，一项外交决策至少还要有三个人都同意才能付诸实施：处于“共治”当中的总统和总理，加上外长。现在，德维尔潘外长充分利用他和总统的特殊私人关系，有些表态完全是即兴和个人化的。
1953年出生于摩洛哥的德维尔潘，在国际舞台上纵横捭阖是最近几个月的事，但他在法国却早已是一个声名显赫的政治人物。看看他的履历表，就可以证明此言不虚：
他1980年任职法国外交部，开始在非洲和马拉喀什事务司，后来去了智囊机构分析与预测中心。1984至1987年，在驻华盛顿使馆担任一秘，后来晋升为参赞。1989年转任印度新德里。1992至1993年，在非洲和马拉喀什事务司担任副司长，1993至1995年担任部长办公厅主任。至此，他的政治生涯都是在外交界。如果这样继续下去，他和其他的外交官没有区别，当然也有可能有一天成为外交部长，但恐怕不会是今天我们在国际舞台上看到的这个法国外长的样子。
1995年，希拉克在法国总统大选中获胜。在成为总统之前，希拉克曾经担任过多届政府部长、总理，还曾担任巴黎市长数年，号称法国政坛上的“常青树”。“常青树”终于攀登上政治生涯顶峰的时候，他选择了德维尔潘担任自己的办公厅主任。德维尔潘在这个位置上一直干到2002年希拉克连选连任，之后，他离开总统府，回到外交部，担任法国外交的掌门人。
德维尔潘在为希拉克当“管家”的7年，使这个法国外交界公认的“非洲事务专家”，成为法国政坛炙手可热的政治人物。他的“大外交”、特别是外交强国、独立外交的思想，就是在这期间成熟起来的。
也有的媒体翻老账，认为德维尔潘外长实在不是一个有智慧的人。1997年，希拉克在掌握议会的情况下，为了强化右派的地位，解散议会，提前举行立法选举，试图重组政府。结果选举结果完全出人意料，左派获胜，获得组阁权力。希拉克不得不和左派总理若斯潘度过他7年总统生涯中后5年的“左右共治”生涯。而熟知内情的人肯定地说，当初希拉克就是听从德维尔潘的建议才解散议会的。毫无疑问，那不是一个正确的、有智慧的建议。有关在伊拉克问题上的法国外交，德维尔潘是不是又犯了一回错误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