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工作关系，笔者近期看到了一批发生在抗战期间的卖书信函（整理件《文献》已从2002年4期起，分三批刊载）。书的主人是民国上海三大藏书家之一的刘承干，买书者则是日本设在中国的大连满铁图书馆。刘承干曾经依靠自己的丰厚经济实力，狂胪历代珍贵文献，搜集到了宋版“前四史”和明抄本《永乐大典》等孤本秘籍，其嘉业堂藏书楼一时成为海内外众目关注的对象，刘承干也颇以此自负。然而，日本侵略中国以后，由于江南大地陷入战火之中，许多藏书家的生命和藏书同时受到严重的威胁，刘承干在经济上也越来越窘迫，在内外交困中，他不得不计划将多年所藏出手转让。
刘承干的藏书早就被日本人所觊觎，在当时中国的政治实力和经济实力空前弱小的情况下，他也只好首先考虑卖书给日本人。而就在这笔交易过程中，刘承干所倚重的清朝遗老罗振玉、王季烈等人和与刘承干有来往、为日本人买书牵线的日本汉学家桥川时雄、松崎鹤雄，日本侵略军头子松井大将、牧次郎少将，以及大汉奸汪精卫、梁鸿志等，他们纷纷染指其中，带着不同的心思，来为刘承干的这批书寻找“下落”，进行暗地的和公开的斗争。从书简中可以看到，罗振玉们不愿让老朋友吃亏但又不想得罪日本人，甚至还梦想借助日本人的力量夺回他们失去了的某些利益；松崎鹤雄们当然希望为本国得到宝贵的文化财产，但又碍于当年刘承干所给予的盛情款待；松井大将和牧次郎少将受某些日本人之托，“保护”刘承干的嘉业堂，但侵略本心使他们最喜欢担任监守自盗的角色；汪精卫、梁鸿志们不敢冒犯日本人，又急欲笼络遗民、名流们。面对各色人等，刘承干陷入了空前的思想斗争中：他不愿和不敢得罪参与买卖书籍的各方人士，但他也不愿眼看着自己在经受了失去藏书的痛苦之后，再遭受经济上的惨重损失。与此同时，由郑振铎、张咏霓等进步人士组成的文献保护组织，也在千方百计地说服刘承干，希望他将珍贵的藏书售于国家。刘承干对中国当时的各方政治力量，几乎都不肯绝对相信，但他也不肯轻易承担弃国向敌的千古罪名。这使得他售书要考虑的因素又增加了一层。由此导致的售书过程的复杂性与曲折性，自然可以想见。在我们所看到的这批信件中，刘承干在卖不卖、卖给谁、多少价钱卖以及由谁来做中介等问题上，展开了反复的思考，与王季烈、罗振玉等人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商议，其间有交叉，有重叠，还有反复。
从这批信函中，我们没有看到售书的最终结果。今天，我们已知嘉业堂的藏书分别为复旦大学图书馆、浙江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大连图书馆及台湾中央图书馆等处收藏，但除了复旦大学图书馆、浙江图书馆、台湾中央图书馆的入藏过程有明确记载外，现在藏于国家图书馆及大连图书馆的书，是在什么时间、通过什么方式进入的，我们仍不得而知。从现在大连图书馆存有嘉业堂的藏书及苏联红军1945年从满铁大连图书馆接收了40多册《永乐大典》来看，当年刘承干肯定向日本人卖了书，但最后是怎么卖的，共卖了多少，目前还没有找到明确的文字说明。
从藏书本身来说，这批没有结果的信函是没有多少意义的，但从藏书文化来认识，它却包含了非常重要的信息。其中所反映的国家政治实力与文化建设的关系、整体力量与个人力量的联系，人生背景、行为风格对藏书去留的影响，都是文化的范畴，而且还是与藏书直接相关的文化问题。这种藏书文化尽管还只属于个案内容，但它所体现的是以藏书为导引、以藏书人为主体的具有展开背景的文化活动。假如跟踪书籍本身的最后去向，关注的仅仅是某一两个人，而访查某种书的具体流传过程，涉及的则可能是一群人；摸清某种书的最后下落，是对历史事实的揭示，复原该种书的流动情形，则是对历史过程的无限逼近。我们虽不能彻底回复历史的原初情形，但完全有可能实现历史事件的主要情节的瞬时回放。可惜的是，曾经是大批图书最终归集地的图书馆，在过去却不太注意某种书曾经经历过的递传过程，致使许多实际上包含了丰富、生动故事的事件，永远地从历史上、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历史的细节成了无人知晓的谜结，有可能灵动起来的历史也随之彻底地枯寂了。我们的藏书建设的目的达到了，但藏书文化研究却留下了无尽的缺憾。
为了使与书籍相联的文化内容保存下来，我们图书馆的采访人员，有责任在完成对某些具有特殊意义的图书的采购之后，除了留下它们的“出生地”和“落脚点”的记载，还应尽量对其“寻找归宿”的过程做出具体的描述。如此，方不虚文化遗产保存者的称号。如果大家从现在开始，都能够注意记录下藏书发生的过程，那就是为后人留下了文化生成的具体情节；而对于藏书史研究来说，如果能够加进尽可能丰富的藏书过程研究内容，那么，藏书史也就可以超越藏书本身，而进入真正意义上的藏书文化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