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庆龄基金会的倡导和推动下，一部长达66万字的《宋庆龄年谱长编》（1893—1948）终于在宋庆龄诞辰110周年前夕由北京出版社出版了。
本书给读者的第一个印象是资料丰赡广博：不仅有报刊书籍，而且有档案文献；不仅有中文资料，而且有外文资料；不仅有公开资料，而且有未刊资料，真可谓“竭泽而渔”。年谱中还出现了一些罕见的史料，如日本警视厅的监视记录、德国柏林警察局长递文普鲁士州内政部长的监视报告、国民党特务组织的《情报辑要》等，这些资料不仅表现出本年谱内容翔实，而且突出了谱主作为一个革命家处境的险恶和置个人生命于不顾的大无畏精神。
本书给读者的另一个深刻印象是择取审慎，存真弃伪。编者通过注释、谱文等多种形式，不仅澄清了传闻旧说中的讹误，而且澄清了宋庆龄回忆中的若干讹误。比如，在一般的传记读物中，宋庆龄的大姐名“霭龄”，本书编者根据1932年8月宋氏兄弟姐妹为父母立的墓碑，将“霭”字一律统一为“蔼”字；不少著作把孙中山说成是宋庆龄爱国思想的启蒙者，本书编者根据孙中山长期流亡海外、仅1900年8月才到过上海这一基本史实，指出宋庆龄少年时代的进步倾向主要取决于父亲的教诲。又如，宋庆龄晚年致友人函中，曾谈到她跟鲍罗廷夫人在1924年2月24日广州追悼列宁大会上的合影，而根据确凿史实，宋庆龄于同年1月离粤赴沪，4月11日才返回广州，因此不可能出席广州追悼列宁大会。在学风浮躁的当今，这种优良学风值得提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