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从您个人简历上看，您考上大学后就没有离开过高校，这对您当高校领导或思考高校问题，应该是非常有利的条件吧？
徐：评价高校领导称职与否的标准不能看他在高校呆的时间长短，其实，中国现有高校当家人多半是学校里学术上颇有建树的专家教授，当大学的负责人不懂学术及学术规律，绝对带不好大学，但当了大学校长，仅有学术特长可能远远不够。现在当校长经济头脑、经营策略是首要制胜因素。随着国家市场体制的确立和市场本身的快速发育，中国的大学已无条件地进入了市场。市场是个好东西，谁不会利用它的资源和机制，谁就会进入死胡同，谁办的大学就会被抛弃。美国人衡量大学校长优劣的标准，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每年为学校募集多少资产。
记者：有人说现在的中国高校当家人难当了，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徐：的确如此。我有一个观点，那就是如果不采取必要的措施，明天的高校就会面临国企曾经的窘境，明天的高校就是昨天的国有企业！
现在全国高校的发展速度之快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所没有的，这是高校发展的历史机遇，但随之也潜伏着巨大的风险，集中表现在资金的严重短缺和匮乏。高校没有资金注入，就是一个缺了气的皮球，到银行贷款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便捷方法，所以现在高校当家人是银行的常客，而银行在总利息不超过政府拨款额为前提下，也敢于往高校投资。大多数高校贷款数额一般都是数以亿计，这么高的贷款数额每年利息就要几千万，第二年新生入学的学杂费数额和利息数相当，但银行却神速地将这部分钱划走，这势必影响第二年的正常教学。没有这笔款，作为高等教育消费者的学生，受的教育只能是缺损教育，年年缺损，高校的产品——毕业生就不会合格。另一方面如果学校对学生、教师是负责任的，为了保证办学质量，那么校长就得继续追加贷款，下一届校长再追加贷款，这样下去庞大的本金谁来还？我问过许多高校的领导人，最后答案往往是“以后再说”。假如银行有一天真要收回本金的话，某一届的高校领导只能走以前国有企业核资倒闭破产的路子，因为政府不可能有这一部分财政资金替你还账，收费还贷也不可能，因为在最富有的国家也不可能让学生承担完全成本。高校本身不仅不产生利润，而且是永远缺钱的地方，所以“债务雪球”滚到最后，就只剩资不抵债一条路了。但像“北大”等国家重点大学是例外。教育部部长周济同志提醒高校“可积极争取银行贷款，但要保持适当的限度，怎么办？还有待大家创新”。
记者：高校当家人是不是目前没找准自己的定位？
徐：中国的大学校长都有一个很麻烦而又很无奈的事情，那就是有很大部分的钱和很大部分的精力用在了诸如征地、拆迁、建房子上，这也许就是你说的定位问题吧。政府部门对征地拆迁等可以说是驾轻就熟，但对大学校长来说，你就不知道有多难了！我曾深受其苦。改变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换一个思路，让该管的去管，自己也管该管的！这就是政府建、学校管的模式。我们自从启动了临沂综合性大学建设以后，筹建委员会负责人是市委书记和市长，我被任命为筹建处主任，具体负责软件（学科、师资、申报）建设部分，兼管设计、规划、硬件设施质量验收，这些都是我的专长，筹钱、征地、拆迁这些事学校不好做，政府做起来却比较容易，这样政府把基本建设一揽，学校摇身一变成了富有的大学，质量、水平、层次的提高就来了机遇。前两年，我每年拿2000万左右用于购买教学仪器和师资队伍建设就使学校好多方面动弹不得，现在每年轻轻松松可有6000万左右用于教学及其设备建设，这比一般重点大学用于本科生教育的经费都多。今年我们一次拿出800万元用于聘请国内外知名专家来校担任本科主干课程教学工作，每个本科专业都有5门以上骨干课程以每门3—5万元的酬金，聘请国内外高层次学者教授给我们的本科生开课，并且一次聘请外国专家学者30多名，一批全国一流学者和成规模的国外专家在校园里讲学和开展学术活动，每月图书馆里再有几十万元新书上架，你想一想，我的学生比哪个大学受的教育差？
记者：临沂师院是否找到了医治高校走“国企”路子的灵丹妙药？
徐：我们也处在摸索阶段，找到的也不可能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但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临沂师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自身的债务风险，我曾在全院教职工大会上这样说：老师们大胆地往前走，我们学校走的是一条健康发展之路！
记者：临沂师院这两年发展情况如何？
徐：临沂师院由原来的临沂师专和临沂教育学院合并组建而成，原来两校占地合起来为556亩，现在是1500亩；建筑面积从20万平方米扩大到54万平方米，在校生规模由3800余人增加到17000人；仪器设备总值由1600万元猛升到7500余万元，硕士、博士学历人员由几十人发展到200余人，副高以上专业技术人员达到500多人。一个占地一万亩，建筑面积120万平方米，容纳5万以上在校生的新校区已完成规划设计，近期第一期工程将开工建设。
记者：临沂师院发展的速度有点让人难以置信，在学校不举债不贷款的前提下，不到三年增添了5亿元的教育资源，的确创造了奇迹，其中奥妙何在？
徐：这个问题要说远点。大学里面有知识、有思想，但你不要以为都是那么新、那么高，其实，在许多大学管理者头脑里，“姓资姓社”还没有解决呢！
记者：“姓社姓资”的讨论不是一个很遥远的话题了吗？
徐：现在高校当家人变换着一种方式在讨论“姓社姓资”问题，比如，搞联合办学问题，有些同志关注的是联合以后，添置的硬件设备是什么性质，产权归谁？由此，我想到了斯坦福大学，这是有着百年历史的老校，它的创始人老斯坦福现在能留下的也许就是他的姓名，斯坦福家族不会到学校里去理论哪张椅子或哪件仪器归他们的家族，现在这所大学也不归斯坦福家族，而是世界顶级的造福后人的公益事业之一。中国市场这么大，政策这么宽松，富人、富企也不少了，又有办教育为“积德”之祖训，我们没有理由不放开手脚，利用政府、社会、市场来发展大学，我们吸纳办学有效元素，把优化教育资源配置落实到实际工作中，这样才形成了我们的办学思路和模式。这就是以政府投资为主体，国企、民办、外资、社会捐资为补充的多体制办学模式，初步走出了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快速、健康、高效的办学之路。根据办学体制、资产来源渠道的不同，我们从六个渠道进行探索和实践：一是校企联合，主要合作对象为山东东方路桥公司，双方联合建设柳青河校区，以进一步筹建临沂师范学院东方学院；二是引进外资，与美国、希腊公司合资建设我院二级学院东苑理工学院；三是吸纳民办，在与民办沂蒙学院合作共建“临沂师范学院双月湖校区”的基础上，与罗庄区政府合作共同创办我院民办二级学院——罗庄学院；四是动员沂蒙社会开展广泛的捐资助学，通过大学服务社会，调动社会各界参与大学建设；五是优化社会教育资源，进军高等职业技术教育领域，代政府承办“临沂职业技术学院”；六是实现国办大学政府建、学校管的规范建设模式，发挥政府硬件建设和学院软件建设的各自优势，推动综合性临沂大学的建设进入实质性阶段。
记者：面对高校的迅猛发展我们总有这样的担心，那就是高校在比拼规模的时候，会不会忽略教学质量的提高。
徐：其实所有的大学校长都看到了这个问题。我在新班子刚组建的时候就说，我们不和全国高校在规模上比大小，而在教育质量上比高低，所以我们确定了这样的办学理念：“教学为本，质量立校，以学生为中心”，这句话就刻在校门的大理石墙上，我们专门把今年定为“课程建设年”，对课程体系及教学内容进行革命性清理与重建，另外，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直接与国际本科教育接轨，创建了“本科教学质量建设体系”。前不久，国家教育部高教司组织了一批专家专门就这个体系进行了论证，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主管教学业务的刘凤泰司长说：主动搞教学质量建设体系，你们是全国的第一家！
记者：刚才您说的临沂师院办学模式有没有推广价值？
徐：我不以为我们的模式有多么完美，但这里面确有一个理念与方法问题，在我们国家，离开政府的支持，纵有三头六臂，也是枉然，但在政府工作的同志由于受种种因素的制约，对教育的发展规律不完全了解，因此如何有效加强沟通，获得政府方面的理解和支持就成了关键问题。过去毛主席说过，中国的问题关键在于教育农民，我套用这句话，开句玩笑，那就是如今高校当家人最关键的问题在于“教育”政府。
临沂师院刚组建不久，在一次市里召开的会议上我提出，临沂一千多万人口，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发展问题，应力争三五年内建一所综合性的大学。市里有些领导不理解，“临沂师院就是大学，怎么还要建大学？”我就讲了三个巧合的数字，那就是三个40％：我们临沂市人均GDP比山东省平均水平低40％；每千个劳动人口中大学毕业生的拥有量比山东省平均水平低40％；当年就业人口中人均受教育年限比山东省平均水平低40％。只有消除了后两个40％，才有可能消除第一个40％的差距。创办我们自己的大学，才能最快地弥补这个差距。“教育”政府的问题不是我的独创，中央早就邀请专家学者到中南海讲课了。我在拜访市里各部门负责人时，总得拿出一部分时间与之交谈大学功能与作用，他们也很愿意听，时间一久，接触一多，好多想法就不谋而合了，所以筹建临沂大学很快就写进了市政府工作报告，现在市里专门组织一套班子建设大学，临沂市划出了一万亩土地筹措15个亿，建一个5万人以上规模、功能层次都比较好的大学，这种气魄在全国还未见到！
记者：听说你算的一笔账，算得当地干部很是服气？
徐：每到一个县我都跟书记县长们算这样一笔账：每个乡财政的70％，县财政的50％，市财政的40％用于教育，县里中专以上学历人员的80％都在中小学里，每个县的领导都以高考升学率的高低，衡量中小学校教学质量的优劣。所有学校的校长、老师全部精力都放在了那些聪明、能学、成绩好的学生身上，升学率一级一级抓，结果是每年一个县考出大学生几百人，而毕业回来的仅十几个，那几百人干什么去了呢？上了大城市，帮人家发展去了，而被升学率淘汰下来的那些弱者成了县里建设的主力，在同一个市场上与那些上了大学的强者们竞争，这不是“背着干粮帮人干，荒了自己家里田”又是什么？政府的积极性应放在义务教育、职业教育和办自己的大学上，升学率可以搞，放到市场、社会上去，政府的钱和精力应放在自己“田”里！
记者：你们的东苑理工学院成了加入W TO后第一匹闯进国门的“狼”，国内各大学都面临着与世界竞争的态势，你觉得国内大学如何去面对国际竞争呢？
徐：这要分两方面说，全国重点大学和地方院校路子不能一样，不能失掉自己的特色，我这里只说地方院校。
地方院校的职责和特色就是“区域性”，它的一举一动都是围绕“地方”作文章。我主持的研究课题“区域高等教育发展战略研究”，主要研究地方高校与当地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之所以被列为国家“十五”规划课题，说明这方面的研究原来是个被忽略的弱项。目前，学校各系与各县区签订了上百项科研合作项目，老师找到了科研主攻方向，各县区也解了燃眉之急。
记者：你对今天的沂蒙人有何评价？
徐：沂蒙人民在战争年代的奉献，已载入中国革命史册，但现在好多沂蒙子弟没有上大学的机会，你到山区去看看让人感慨万端，所以我上任后即代表学院领导班子向沂蒙人民作了“两个承诺”，那就是为沂蒙子弟创造尽可能多的上大学的机会，为上临沂师院的孩子提供尽可能好的合格本科教育。而实现“两个承诺”的钥匙就是“两个最先进”，即“最先进的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与最先进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现在开局良好，发展后劲很足，因为这块土地适合办学校，它的群众基础好，我对北京来的同志讲，当地老百姓像战争年代支援八路军那样支援大学建设。
我这里有个支援大学建设的感人典型，他就是民企厂长李云广先生，已无偿捐给学校500万元。他计划五年内捐到1000万元，他可以说是中国大陆当地居民为高校捐款最多的人。在李云广先生的带动下，全市上下掀起捐资助学热潮。由此我想到了关于大学选址问题，目前好多高校在建分校，分校大多在风景优美的地方。其实，大学不能脱离社会，你建的又大又漂亮，却背上一大笔债又没有周边好的“人气”支持，建成后的运行与发展成为未知数。我们学校校园环境建设、教师班车等方面没花自己一分钱，都是依靠社会捐赠。学校和社会的关系如此融洽，高校再办不好，那就是当家人的德行问题了。
记者：临沂师院的校史并不长，在百年老校面前还是个娃娃气十足的孩童，但好多地方走在了“大人”的前面，创下了好多第一，并且内外环境氛围搞得这么好，是不是与你的精明和经验有关？
徐：“精明”谈不上，“精神”倒是有，当今时代，给人们提出了太多需要探索的问题。还有更重要的，那就是沂蒙人的忘我奉献精神和良好的社会环境，为学校的发展创造了很好的条件，不论是学校的党政领导成员还是临沂市委、市政府的负责同志都具有那么强烈的责任感和事业心，使我这个高校当家人感到底气十足，充满了信心。
徐同文，临沂师范学院院长、教授、教育经济学博士。1977年考入山东工程学院，毕业后留校任团委书记、党委办公室主任，在担任聊城师范学院副院长、党委副书记4年后，2000年1月调任临沂师范学院院长，现主持国家“十五”规划课题“区域高等教育发展战略研究”，兼任临沂综合性大学筹建处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