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帆：1951年生于北京，经济学博士，现为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
记者：突如其来的非典，除了对平静的生活带来风波外，它对中国经济有何影响？
杨帆：应该承认，这次非典的危机比1998年大洪水和亚洲金融危机严重，因为它直接威胁到中国最大的都市圈：广州，香港和北京，或许还有山西、内蒙古等地方。应全面反思非典瘟疫流行的深层次原因，全面估计其影响。要说非典对经济的破坏性，旅游业首当其冲。假设减少2000万人外出旅游，每人少消费1000元，就是200亿元。旅游行业消费乘数极高，在国际为7，即旅游者每消费1元钱，可以带动7元社会消费。在中国乘数为5左右，因此200亿元旅游收入的减少意味着1000亿元消费需求的减少。其他方面如航空和会议经济的损失类似于旅游。既使医药和通讯收入大幅度增加，其总量和乘数效应却远低于旅游和航空业。
记者：我国抵抗此番灾难的实力如何？
杨帆：2003年一季度，中国经济发展达到1997年以后历史新高峰：延续了2002年经济增长加速的势头，经济增长率达到9.9％。首先是房地产、汽车、电子信息三大类消费品需求旺盛；带动投资需求；外商实际直接投资增加56.7％。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上升0.5％，可望稳定地走出通货紧缩。货币供应量增加18.5％，成为经济高速扩张的重要特征。即使是伊拉克战争，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是微乎其微。这就表明了中国与非典战斗的经济实力，而且，虽然说非典会对中国经济造成一定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毕竟是有限的。许多人认为目前中国经济增长进入了新的“20年战略机遇期”。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在9％以上，就是说可以长期保持这个水平。前几年由于结构性原因，现实增长率没有达到潜在增长率，所以才有设备闲置与失业并存，资金外汇过剩与内需不足并存，外国实物资本流入与国内货币资本流出并存的现象。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却没有资金外汇双缺口；无论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中国都能够保持35％以上的储蓄率，而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多年顺差所形成的国内资本净流出，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说明经济增长确有潜力。随着国内积极财政政策与稳健货币政策的实施，外资加速进入中国所造成的财富增长，如果能够积极主动调整结构，中国经济一季度达到10％的增长率也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中国经济增长是有其内生能力的。
记者：这次非典，对中国经济社会有何启示？
杨帆：危机是客观存在的，需要调动全社会力量去抵御。中国经济增长的真正隐忧在于，经济增长没有扣除环境生态损失，这在人均资源缺乏，经济增长质量不高的中国是不能不考虑的，要切实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就非典而言，基本控制以后，应该尽快恢复正常的经济社会活动。即使再出现反复也不应该轻易停顿下来。控制非典蔓延最根本的是建立一套完善的机制，人人皆参与其中。
从产业发展来说，非典将促使医药，信息产业、新经济、政府和社会组织有一个非常大的发展和提高，使全民族处于一种“认识危机和反危机”新精神状态之中。不能只讲经济效益，忽视社会公平和国家安全。现代社会处理危机的不利之处，就是经济联系过于复杂，信息过于发达，经济与社会生活过于敏感，一有风吹草动，牵一发动全身。管理者处理危机的能力和民众适应危机的能力都得到锻炼。此外，还需要更多的国家财政拨款与社会赞助。国家和社会应给概率中的不幸者提供保险，我们国家对于非典患者提供优质的医疗就相当于保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