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仁山的《天高地厚》（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以华北平原具有丰厚的历史传承和诡谲的风土人情的蝙蝠村为生活舞台，在我国近30年来农村大变动的广阔背景上，展开了鲍家、荣家、梁家三个家族三代人升降浮沉、盛衰进退的生活变迁史，把中国农民在时代潮汐的牵引掣动下求生存、求温饱、求发展的坚韧意志、不息奋争和所遭逢、所承受的曲折、挫败、困顿、辛酸和盘托出。主人公荣汉俊和鲍真这一对特殊形态的父与女的人生故事，在前后连接各自分岔、相互疏隔又不时交缠中生发、曼衍、飞动、突转；他们的形象，也从历史的雾霭和生活的烟尘中渐次凸显、清晰、定格、丰厚起来。
青年时代的荣汉俊是蝙蝠村的生产队副队长兼民兵连长，改革开放后脱颖而出，成了蝙蝠村显赫一时、说一不二的实权人物。他的人生哲学是：“男人要活出个样儿，就得有权有势，权势还要有财力做后盾。”这个颇有心机的乡土政治家，伴随着蝙蝠村的发展与他本人的上升而发生的丰富、生动的情节和细节，鲜明地雕镂出了一种不惮于行恶弄邪的乡土能人的奸雄性格，表现出这个人物咄咄逼人的霸气和不可估量的能量。正是在这一人物性格的内涵中，凝聚了中国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族等等错综复杂的现实关系。中国农村改革和社会发展的全部复杂性，几乎尽展在这个人物行事和谋事的心机里了。当然，在某种意义上，恶，即人的恶劣的情欲也是历史发展的杠杆的历史辩证法，也在这个道地的农村之子的巨大生命能量中生动地得到了验证。
我们能够感觉到作家对荣汉俊这样的乡土政治家和经济强人的态度是复杂的。一方面，他满怀着同情描写了荣汉俊最早起来向农村极左政策抗争、大胆追求爱情的过去，并由此展开他对农村新一波改革、发展浪潮中涌现出的新人物鲍真、梁双牙这些晚辈的呵护（这种呵护既出于他辨识社会潮流的本能，也是他已逝的爱情的一份特殊的遗产）；另一方面，他带着道德的义愤和纯洁感，藉着对荣汉俊在爱情方面的失败，在鲍月芝、鲍真母女心中引起的幻灭和鄙视的描写，严厉地鞭挞了这个人物的灵魂。
尽管荣汉俊在晚年又攀上了事业和荣誉的高峰，蝙蝠村建成小别墅群的同时他也当选为县政协副主席，但是，社会形象的光环并不能掩盖他个人生活中的失败。有所爱而无所终，有亲生女儿却不能相认，荣汉俊陷入了茕茕孑立的人生末路。这位应运而生的中国乡村实力派人物的人生悲剧是发人深思的。改革的新机运与生活的旧形态的交错，社会的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失衡，爱情的追求与私欲的贪求的分界，这一切外在的和内心的冲突全部汇聚到荣汉俊的身上，使这个人物成了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真实情状的一面畸侧变形的镜子。
比起荣汉俊这一类更多地带着中国农村社会生活的旧痕的实权人物来，《天高地厚》把更多的关注和同情投向了鲍真、梁双牙、梁炜这些农村新一波改革浪潮中涌现的新生代的艺术形象。这是一簇正在生发、舒展的青枝，一群正在奔突、奋争的年轻人。在他们身上，固然也能感受到历史的沉重，现实人生的艰辛，农民处境的无奈；但更真切、更强烈地吸引我们的则是农村青年新生代寻路的执着，探索的大胆，志趣的高远，以及从中透露出来的中国农村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新的希望。正是在这一点上，小说和已经出现的许多暗晦沉闷的农村老故事迥异其趣，为人们吹送来一阵清新强劲的时代风。
在这些蝙蝠村年轻人的艺术形象中，最脱俗最亮丽最有朝气的，自然是已经经历过一段进城打工生活的历练又回到乡土上寻求新的发展之路的女青年鲍真了。她曾南下广东、深圳，当过保姆，买原始股发了点小财又回到蝙蝠村。鲍真回村后的经历表现为一连串的寻求生存与发展之路的努力，这种努力往往是略有小成，便遭大挫，愈挫愈奋，奋争不已。一连串让人眼花缭乱的经历背后，透露出的是经历了改革、开放的第一波发展之后的农村渐渐又陷入发展滞后的困境，农民求生存、求温饱、求发展仍然是一个严峻的现实课题的信息。鲍真谋生的艰难和经营方式的多变，折射着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的严重，也反映着已被改革、开放释放出来的农村社会潜能在奔突、奋争中寻求出路的不息的努力。
鲍真的事业并没有什么奇崛之处，她的成功暂时也还只是荣汉俊、宋书记们的政绩的一个点缀；但是她的求索奋斗的精神，却是属于未来的，传递了中国农村在新一波的大变动中将有一代新人涌现的喜讯。鲍真是一个为农民、为乡土之福奋争的精灵，她的形象使我们眼前一亮，看到了一片孕育蓬勃生机的厚土，一片高远辽阔的蓝天，一排葱茏抽条的远树，一群洒下清唳、高翔远翥的鸽子。荣汉俊这一代人毕竟已经老去。试看未来的中国农村，必定是鲍真、梁双东、梁炜们的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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