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资政是中国古代史学发达的原因之一，唐朝贞观年间的史学大丰收，也是这一观念的硕果。唐太宗李世民曾说：“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他不仅诏设史馆，大力修撰前朝史书，更任用了他视为“人鉴”的魏征监修史书，终成《群书治要》一书。《群书治要》，顾名思义，是编选古籍中关乎“治道”的精要，以为皇帝资政之需。《群书治要》的特点，一言以蔽之，曰“博而要”。魏征等人博采经、史、子典籍65种，又以“务乎政术”、“本乎治要”为原则，删其繁芜，择其精粹，浓缩成50卷的珍本。魏征乃经国之大器，兼具高尚之道德与卓越的史识，这更使得《群书治要》成为一部“用之当今，足以鉴览前古；传之来叶，可以贻厥孙谋”的经典之作。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以白话译本出版的《群书治要》，堪称一部既有史料价值，又有现实意义的好书。对于奔忙劳碌的现代人来说，寒窗十年，遍观经史，可能性很小，于是《群书治要》这样的精华本自然成为阅读时的上上之选；政府官员、党群干部、各行业管理者，也可从中受到如何治理国家、勤政廉政、提高领导艺术的启发。然而，《群书治要》辗转从日本传回中土以后，流传并不广泛。商务印书馆1935年的印本年代已久远，固然极难寻觅，中华书局所印又仅收入《丛书集成初编》中，不曾单行。在这种情况下出版的《文白对照〈群书治要〉》正好满足了读者对此书的需求，这是价值之一。《群书治要》所录文献都是文言，《尚书》、《周易》更是古奥难懂，这给无暇甚至无力阅读文言的读者造成了很大的语言障碍。《文白对照〈群书治要〉》同时解决了这一难题。对于基本使用白话文的现代人来说，古籍今译是传播传统文化的重要手段之一，尤其《群书治要》这样一部“唯主治要，不事修辞”的典籍，阅读者想从中得到的不是阅读文学作品的美感，而是经世治国的道理，因此白话的翻译更有必要。而且，该书编者没有将其做成白话《群书治要》，而是采用文白对照的形式，这使古文功底深厚的读者可以阅读文言以得其乐趣；古文功底较浅的读者，可以阅读译文以求其便捷；还可以文白对照，提高对古文的理解能力。这是价值其二。
《群书治要》的白话翻译还是相当成功的，但也难免有个别的疏漏。如卷十四《汉书二》有这样一句：“丧祭之礼废，则骨肉之恩薄，而背死忘先者众”。译文作“吊丧祭祀的礼仪废弃了，骨肉之间的恩情就会淡薄，害怕死亡忘记先祖的人就会多起来。”把丧礼片面地翻译“吊丧”已经有失准确了，把“背死”理解为“害怕死亡”更是不妥。丧祭之礼，显示了古人慎终追远的观念。慎终，是要善待死者，谨守丧仪；追远，是不忘先人，四时祭祀。祭礼的废弃，使人们忘记祖先；丧礼的废弃，使人们背弃死者。“背死”一词恐怕还是这样解释更为妥帖一些。而将秦始皇的“少子胡亥”译为“二儿子胡亥”也是明显的失误。
《群书治要》洋洋170万字，可谓卷帙浩繁，虽然文中偶有疏漏，但总体来看是极为扎实的。
《群书治要》（文白对照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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