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与各种疫病作斗争的历史，就是科学不断进步、不断发展、不断胜利的历史。科学发展的水平直接决定了人们能否战胜疫病或战胜疫病的快慢。非典出现以后，科学家利用当今人类所掌握的最先进的科学知识及其实验手段，迅速投入到了战胜非典的斗争中。可以说，从非典病症的发现、确诊，到非典病毒的检出、基因排序，再到临床药物和疫苗的研制、治疗方法和手段的改进等等，科学家对一种新出现病毒的认识之快、之清晰，都是在应对疫病的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人类一定会战胜非典，这不仅出自我们和疫病作斗争的经验，也出自我们对科学的信念。从科学发展的历史来看，昨天我们不知道的东西，今天的科学会给我们答案；今天我们不甚了了的东西，明天的科学解释或许会让我们对此烂熟于胸。科学知识、科学方法总是与它所关注的问题之间存在着一段距离，因此，科学发展总是要滞后于某些新出现的问题或现象，这本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然而，在现实中，正是这段“距离”，正是这种“滞后”，让某些现象、更确切地说是某些人钻了空子。
非典出现以后，个别地方的迷信活动似乎找到了滋生的空间。一些人把非典看作神秘的超自然力量，为了防止非典“附体”，热衷于烧香拜神祈祷、燃放鞭炮驱“鬼”、算命看相“消灾”，不一而足，一派乌烟瘴气。这些人中，大多数人受限于文化水平不高、科学知识缺乏和信息渠道不畅，但是，也有的人、尤其是那些纳贡收钱的神汉巫婆更是利用人们的惶恐之心借机敛财，实可谓可恨可悲。对前一种人，我们要晓之以科学，布之以真相，助之以方法；对后一种人，则应绳之以法律法规。
在人们还没有发明出避免非典感染的疫苗、尚没有找到对症的抗病毒药物和手段的时候，把非典病毒超然化、神秘化，是迷信滋生的温床。人类与病毒作斗争的历史，既是科学进步和发展的历史，也是病毒进化或重组的历史。前者是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而有意识的活动，后者是生物体无意识的存在方式。此消彼长或此长彼消，构成了人类的进化史和文明史。当然，伴随着这一过程，也同样是科学日益昌盛、迷信日渐衰微的历史。
与迷信作斗争，我们有着充分的有利条件。非典疫病的流行范围的缩小，确诊方法、治疗手段有效性的增强，病死率的下降，对病毒致病机理认识的加深并由此导致的对症药物和疫苗研制速度的加快等，都是对迷信思想和迷信活动最有力的“清剿”。当然，我们不能坐视迷信思想和活动自生自灭。在有迷信现象出现的地方，我们都要问一问，你那个地方的信息渠道是否畅通，防治非典的措施是否落实到位，科学防治非典的道理是否以百姓喜闻易懂的方式传达到了所有人？实际上，在那些有迷信现象滋生和抬头的地方，往往是我们防治非典工作有缺陷、有漏洞的地方。
至于迷信所反映出的某些社会心理问题，我们也同样不能等闲视之。应对一种社会流行的疫病，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去战胜它固然是根本途径，但是，用同样是人类文明成果的人文社会科学之一的心理学去纾解人们的心理问题，也应该是科学战胜非典的题中应有之义。这一点，尤其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