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师范大学校园一角
“九省通衢”的武汉，两江交汇，三镇鼎立。三镇之中，武昌独踞江南，并以历史名城与文化重镇著称。坐落在武昌南湖之滨桂子山上的华中师范大学，是一所历史悠久、建制完备的部属综合性重点师范大学，是国家培养中、高等师资和其他高级专门人才的重要基地。从1903年正式成立的教会书院起步，华中师范大学历经文华书院、华中大学、中华大学、中原大学教育学院、华中师范学院等阶段，一百年来的栉风沐雨，一个世纪的变迁发展，积淀出这所现代化高等学府深厚的人文底蕴。
追溯华中师范大学的历史，文华书院当为最早的雏形。1871年，美国圣公会驻鄂湘教区主教韦廉臣（Williams）决定在武昌创办一所寄宿学校，同年10月2日，寄宿学校正式开学。为纪念圣公会驻华第一位主教文惠廉（William Jones Boon），该校命名为“The Boone Memorial School”，即“文华书院”。
文华书院开办之初，为了吸引更多的学生，学校决定不仅免收学费和住宿费，而且还为学生每人每天提供6个铜钱的津贴。此举收到一定成效，此后学生逐年增多，办学规模日渐扩大。
文华书院经历了二十余年的办学历程后，在校园建设、学生人数、师资队伍、课程建设、专业设置等方面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1903年，文华书院大学部正式成立。因此，1903年被定为华中师范大学的正式成立之年，10月6日被定为校庆纪念日。
1890年4月21日，文华书院英语班成立，从此开始了以英文教学为主的文华教育。课程设置有历史、地理、算术和体育。经过不懈的努力，文华书院已逐渐被人们所认识，许多人意识到西方教育的优点和重要性，开始把孩子送到文华书院来接受西式教育。由于学生日益增多，文华校园业余生活逐渐活跃起来，学校相继成立了旨在促进联谊和增加英语实践机会的“圣提摩西联谊会”和“文华英语爱好者协会”。为丰富业余生活，文华学生在周末组织郊游活动，课余时间还学会了从西方传来的足球、棒球等运动。1901年，文华书院举办了武汉市第一次校际运动会。
文华校园占地24英亩，校园地势高低错落，环境幽雅，景色宜人，蜿蜒的幽径，绿色的草坪、葱翠的灌木为文华校园构筑了一幅美丽的画卷。1907年，一幢用作男生宿舍的思殷堂竣工；1910年，被称之为“文华公书林”的新图书馆交付使用，它标志着由美国基督徒韦棣华女士1903年开始筹办的近代中国第一座公共图书馆正式诞生；之后又修建了校政厅。1912年，教学楼多玛堂又拔地而起。1908年和1909年，学校还将购置的两幢医院建筑物改建成学生宿舍，同时建立了自己的电力照明和供水系统。
为帮助学生形成良好的品行，学校考虑组建与欧美国家相似的童子军。1913年2月25日，文华大学预科学校建立了由60名年满16岁学生组成的童子军，并由严家麟先生担任教头。
1921年，文华大学迎来了50年华诞。学校新建的杰克逊体育馆投入使用，以纪念在文华担任了15年校长并已卸任的杰克逊博士。
1924年9月8日，华中大学在武昌原文华大学校址上成立。从此，一所新型的联合性教会学校——华中大学取代了文华，开始了新的创业历程。
以牧师身份进入中国的孟良佐博士是华中大学的主要开拓者之一。1917年，孟良佐博士出任文华大学校长，其间，极力促成华中地区的文华、雅礼、博文、博学、湖滨等几所教会学校联合，集中力量，创立实力雄厚的华中大学，并出任华中大学首任校长。
华中大学成立初期，文华大学仍作为一个协作实体而存在，以便能够授学位给华中大学的毕业生，文华校园一分为二，一部分为文华中学所有，一部分为华中大学所有，但双方共同使用图书馆、餐厅、杰克逊纪念体育馆和运动场等基础设施。
文华大学校园相对规划中的华中大学来说显得狭小，为建成一个相当规模的校园，校方决定以文华校园为基地，购买武昌城外的土地，使校园逐渐扩大起来。
1929年5月，当时仍在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学院攻读博士学位的韦卓民先生，以其年轻有为，被华中大学五个教会的代表们一致选举为华中大学校长。同年，韦卓民学成归国，在华大开始了长达二十余年的校长生涯。
早期的华大教职员，奠定了华中大学的学术传统。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及随后几年加入华大的一部分人，成为以后20年间华中大学行政和教育方面的领导者。所有这批早期的行政管理人员在其行政职责之外，均承担了一部分教学工作。
1931年圣诞节前夕，教育部下发了华中大学注册批文。批文同意具有文学院、理学院和教育学院的华中大学以“大学的级别注册。政府承认华中大学的教育学院是一个不寻常的举动，因为按照政府规定，任何基督教机构是不能建立教育学院的，这说明政府对华中大学教育学院的工作非常满意。
华中大学向国民政府注册立案，标志着它名正言顺地成为中国高等教育机构，正式归属于私立大学之列。为实现其“讲求高等学术，培养真实人才，复兴国家民族，促进世界大同”的办学目标，韦卓民校长自始至终都将网罗人才、充实师资作为兴学育才之基、立校兴国之本，极力从国内外大力吸引人才。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物理学博士桂质廷教授、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学博士卞彭、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黄溥等。
韦卓民招贤纳士，不分中外人士，不论资排辈，唯才是择，唯贤是用。在华中大学注册后的三年时间里聚集了一大批有真才实学的教授，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师资队伍，学校此时开始进入了鼎盛发展时期。
华中大学办学经费以“外援为主，内收为辅”，其主要来源是五个合作教会的拨款以及有关基金会、机构、团体和个人的捐赠。1933年因西方经济大萧条，五个合作教会的拨款数额被迫削减，使华中大学的发展受到严重威胁。因而，韦卓民把自己的很大一部分精力投在筹募办学经费的工作上。他曾数次利用在欧美讲学的机会，为华中大学筹募办学经费。在他的游说和推动下，美国雅礼协会、哈佛——燕京学社、美国复初会和圣公会等机构相继拨了数万美元给华中大学，尤为值得一提的是，韦卓民在美国的游说，不仅引起了有关教会团体对华中大学的重视，也激发了富有的庄斯顿小姐和她的姑妈普罗克特夫人对华中大学的兴趣。她俩专程从美国飞到中国，参观华中大学，并先后捐赠14万美元给华中大学，购买土地或建造教学用房。庄斯顿小姐还每年捐助5千美元给文学院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该捐助一直持续到1950年。
1938年，抗战的烽火燃到了武汉。随着武汉形势的日趋恶化，华中大学着手准备西迁，经校董会商定，学校迁至广西桂林。在历尽千辛万苦之后，1938年9月下旬，学校在桂林开学。由于桂林迅速发展为西南的政治军事中心，日军轰炸机此后频频光顾。韦卓民等人决定，学校迁离桂林，并选定云南昆明为新的落脚点。1939年5月1日，在昆明的大理喜洲这个依山傍水的边陲小镇，华中大学开始了新的学期。
苍山洱海的自然景观，给华中大学提供了一个良好静谧的教学环境，喜洲地方无偿借予的文庙、大慈寺、张氏宗祠以及腾出来的民居，使栖身喜洲的华中大学薪火重燃。学子们怀着学好知识拯救民族的激情，刻苦学习，学校图书馆和各系的研究室，从早晨直到晚间都坐满了人。学校的教学科研活动依然极为活跃，师生们因地制宜，对西南边疆的历史、民俗、宗教、语言、物产、工业等方面展开研究和探讨，并取得丰富的研究成果。
在喜洲的六年中，华中大学不但求得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而且为云南培养了大批人才，推动了西南教育的发展。
抗战结束后，华中大学师生员工陆续离开喜洲返回武昌。校董会筚路蓝褛，千方百计复校开学。战后的华中大学与各联办教会的关系得到了加强，各教会出资金或出师资，大力支持华中大学的发展。这个时候的华中大学师资雄厚，发展势头很好，并在勃勃生机中迎来了武汉的解放。
私立中华大学是湖北省黄陂县开明绅士陈宣恺、陈朴生捐赠家产，于1912年5月在武昌创办的。开始校名为中华学校，学校第一任校长陈宣恺。1917年陈宣恺去世，其子陈时继任校长。
中华学校开始租校舍于武昌府后街，后又租校舍于武昌昙华林。1913年4月，学校呈请北京教育部，将“中华学校”改为“武昌中华大学”。
中华大学建校伊始校产不多，主要是陈家捐赠的田产、地租及房租收入、基金利息等。它不同于国立大学和教会大学，没有政府和教会机构常年拨发固定经费，经济困难是其办学过程中的痼疾。校长陈时带领全校师生，发扬勤俭办学的精神，在艰难的环境中自强不息，使学校逐年发展壮大。1920年起学校开始建新式房屋，先后建起中大楼、华大楼。1922年，学校大礼堂建筑奠基，1925年，新建大礼堂及改建校门均告落成。8月扩充理化实验室，添置大批仪器设备。1926年1月，学生发起募集建校公债，随后成、德、达、材四斋学生宿舍同时动工。至1932年学校基本建筑面积已达1.1万平方米。
在办学经费极其困难的情况下，陈时校长始终坚持“用穷办法办大学”的原则，尽最大可能减少开支。中华大学在发展的鼎盛时期，在校学生多达千余人，但职员人数从未超过20人。在用人方面，陈时校长以诚相见、以礼相待，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影响了一批志同道合、热心教育事业、不计报酬的人士来校担任教职。如严士佳、邹昌炽、成序痒、鲁润玖、方宗汉等教师，他们“风雨同舟数十载，含辛茹苦为育才”。
依照教育部《私立学校规程》，中华大学根据当时政治、经济、工商业等方面需要，学科设置注重基础理论学科与经济学科两者并重，大学本科设文、法、商三院。在中华大学发展鼎盛时期，除大学部设有3院13系2科外，同时还设有高中部、初中部、小学部。1932年是中华大学20周年校庆，这年在校学生达到581人（男生509人，女生72人），占湖北省全省四所私立高等学校学生总数的78.5％。
中华大学创办40年，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革命先烈恽代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恽代英于1913年考入中华大学预科，1914年夏入大学本科中国哲学系学习。在校期间，受陈时校长委托接办中华大学学报《光华学报》，1918年夏恽代英毕业，陈时校长正式聘请他出任中学部主任。
1948年8月2日，在中原军区召开的“八一”纪念大会上，刘伯承司令员亲自宣布正式成立中原大学。当时校址设在豫西的宝丰县大白庄村（后迁至宝丰县城），创办伊始的中原大学是以学习政治理论、改造思想、改造人生观为主旨的短期训练班性质的干部学校，是一所新型的革命大学。
武汉解放前夕，中原大学奉命派出部分干部随军南下，参加武汉市文教接管工作，并为学校迁往武汉作准备，1949年8月，在潘梓年副校长的率领下，中原大学1200余名师生及所属校产全部迁至武汉。
由于革命形势的深入发展，与之相适应的大学教育，也必然要逐渐转向正规化，因此，中原大学在1949年间，相继建立文艺学院、财经学院、教育学院和政治学院，成为一所向正规化迈进的新型人民大学。
中原大学教育学院是在新中国成立的大好形势下，为适应和平建设的需要，于1949年12月诞生的，中原大学任命王自申为教育学院院长。
教育学院的诞生和发展，标志着这所革命大学向学术和专业型的多学科综合性大学转型，同时，它也为中南地区人民的师范教育开创了崭新的局面。
中原大学教育学院成立初期，院址暂借武昌昙华林华中大学第二宿舍和一座圣若瑟医院新建的尚未装修的三层楼房作为院部和各系办公、教学、宿舍用房。1950年6月，院址由昙华林迁至武昌千家街原武昌高中后，师生们自力更生，新建房屋，住宿及教学环境有了明显改善。
中原大学教育学院的性质为师范教育，1950年，教育学院分别开办工农速成中学师资训练班和工农速成中学，开始形成多层次的教育体系。及至1951年，教育学院的系科教育、工师班教育和工农速成中学教育，为中南六省二市培养了一大批优秀教师，为建国伊始的中南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51年8月，中南军政委员会研究决定：中原大学教育学院与私立华中大学合并，改为公立华中大学，中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长潘梓年任学校改制委员会主任委员。1952年秋，全国高校进行院系调整，改制中的华中大学经济商业系、地理系和英语系调出，中华大学化学系和国文系、湖北教育学院等7院校相继并入，同年10月撤销华中大学改制委员会，组建华中高等师范学校建校委员会，主任委员仍由潘梓年担任，校址仍在武昌昙华林。1953年10月20日，奉中央教育部指令，华中高等师范学校改名为华中师范学院。
经过建国后近五年的建设发展，原来的武昌昙华林日渐限制着华中师范学院的规模扩大和条件改善。根据需要，1953年11月，武汉市人民政府调拨武昌南湖滩涂腹地桂子山约3000亩土地新建校址，并于年底正式勘测动工。至1956年夏秋之交，新校园已初显端倪，新校舍面积为昙华林校舍的五倍，三幢极富民族特色的宏伟教学楼矗立在桂子山上，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夕，学院在十年中获得巨大发展，成为华中地区直属教育部管辖的师范教育最高学府。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华中师范学院在人才培养、学科建设、校园规划等方面获得长足进展，整体办学实力大大增强，1985年8月，经原国家教委批准，学校更名为华中师范大学，同年11月，一代伟人邓小平亲笔题写校名。1993年，在学校90周年校庆前夕，江泽民同志欣然题词：发展师范教育事业，提高民族文化素质。
进入新世纪以来，华中师范大学立足武汉，面向中南，辐射全国，以建设“国内一流、国际上有一定影响的、实力雄厚、特色鲜明的教学科研型综合性师范大学”为目标，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朝着新千年的新境界稳步向前。
风雨沧桑，铸就了百年学府的灼灼辉煌。今天的华中师范大学，滋兰树蕙，古树繁花，百年来的奋发自强，使之深深根植于中华文明沃土，不断吸取外来文化精华，形成了优良的办学传统。今秋十月，当满山的桂花再度飘香时，数万华师人将迎来百年华诞，辉煌的历史将激励他们承先启后，努力开创更美好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