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在社会生活中广泛地、典型地体现了儒家伦理。从新安理学与徽州社会的关系方面考察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就是新安理学在将儒家伦理观思辨化的同时，又将它世俗化。
无疑，新安理学的开创人朱熹极大地推进了儒家伦理观的思辨化。他继承、发展了二程的“天理”观念，改造了张载的“气学”，并且吸纳了佛家、道家的若干思辨学说，将伦理纲常提升到宇宙本体的地位，从形上学的层次，论证封建伦理纲常的合理性。他提出“理本气末”、“理先气后”的哲学命题，用“理”决定“气”、“形而上之道”决定“形而下之器”的哲学理论，说明人们应该遵从“天理”。而所谓天理，正如他自己所说：“仁义礼智，岂不是天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岂不是天理？”（《文集》卷五十九），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文集》卷七十）这表明，被哲理化、思辨化了的“天理”，正是儒家伦理纲常的集中体现。朱熹还提出“理一分殊”的哲学命题，采纳佛家“月印万川”的说法，用关于“一”与“多”、“一理”与“万理”关系的思辨理论，说明每一个人的言行都应该恪守和体现三纲五常。为了给封建伦理纲常寻找形上学的依据，朱熹运用“太极”、“阴阳”、“理气”、“道器”、“人心”与“道心”等一系列哲学范畴，论证三纲五常的合理性、神圣性。其结果，使得儒家的伦理观达到前所未有的思辨化高度。朱熹之后的新安理学家们，继承、发扬了朱熹将儒家伦理观思辨化的路数。他们严格遵循朱子之学，专从“义理”上阐释儒家经典。而其主要内容，仍然是阐释儒家的伦理思想。新安理学一派自南宋时期形成，历经六、七百年而衰微，始终表现出这种追求哲理化、思辨化的学术风格。新安理学家所编撰的数百种理学著作，就反映了这种学术风格。
从朱熹开始，新安理学家在将儒家伦理观思辨化的同时，也十分注意并且致力于使之世俗化。朱熹曾说，他之所以要讲述关于三纲五常的“形而上之道”，是为了将这些道理实践于“形而下之器”，实践于百姓的人伦日用。即以朱熹对封建礼制的阐发为例，由于“礼”是伦理纲常的集中体现，他便考订礼书并撰写富于应用性的礼学著作。他的《家礼》，分为《通礼》、《冠礼》、《昏礼》、《丧礼》、《祭礼》五卷，另有附录一卷。此书“明君臣、父子、夫妇之伦，序亲疏贵贱之仪”，对日常生活中体现三纲五常的礼仪作了相当全面、细致的规定，并且为“明世系”、“建祠堂”、“祭祖先”等旨在巩固伦理纲常的宗族活动制定了行为规范。他的《小学》，内篇分为《立教》、《明伦》、《敬身》、《稽古》四篇，外篇分为《嘉言》和《善行》两篇，专从儿童教育方面宣扬儒家伦理纲常，讲述“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朱熹这种使儒家伦理思想世俗化、普及化的努力，同样被后世的新安理学家发扬光大。新安地区的理学家还通过书院讲学的方式，向社会各阶层人士宣扬封建伦理纲常。
在朱熹和后世新安理学家长期一以贯之的努力下，儒家伦理在徽州社会的普及化、世俗化达到十分典型的程度。这种世俗化，有利于新安理学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被不同阶层的人士所接受，从而濡染人们的思想，影响人们的行为。而且，这种世俗化还使得新安理学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一些规章制度的依据，从而直接规范人们的行为，使之符合封建礼教。例如，徽州地区宗族的“族训”、“族规”和“家典”的制定，基本上都是“推本紫阳《家礼》”，即以《家礼》为其根据，并且明确作出诸如“祭用文公《家礼》”，“元旦谒祖、团拜及春秋二祭，悉遵朱子《家礼》”之类的规定。这固然是出于对朱熹的遵崇，却也体现了新安理学世俗化的一面。因为倘若它纯粹是一种思辨化的学问，那是难以成为世俗生活中的行为规范的。
鉴于上述，笔者认为新安理学之所以能够对徽州社会发生巨大影响，使得儒家伦理在徽州的社会生活中得到广泛的、典型的体现，除了很多论者已经指出的原因——作为“新安人氏”的朱熹，其人其学在徽州被引为乡里之荣而倍受尊崇——之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朱熹所创立的新安理学，在内容上和形式上都具有十分世俗化的一面，因而易于成为民众生活中的伦理规范，便于他们“肩圣贤而躬实践”。朱熹对儒家经典的阐释，既解析精微，又注重人伦日用，“极高明而道中庸”，思辨化与世俗化并行不悖。后世的新安理学家承袭、发扬了朱熹开创的这种学风，从而使得新安理学不仅在思想史、学术史上产生了理论的影响，而且对于徽州社会发生了实际的影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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