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是指社会财富即社会总产品量的增加。按照宏观经济学总供给总需求理论，促进经济增长就是要促进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增长。总供给的增长依赖于潜在产出的增长和生产成本的降低。潜在产品的增长依赖于资本、劳动等常规要素投入的增加以及创新和技术进步。总需求的增长依赖于居民消费、政府支出、投资和净出口四个部分的增长。
从供给方面看，要促进总供给的增长重点不在于增加要素投入、降低投入成本，而在于创新和技术进步。1998年以来我国物价总水平持续走低，生产成本相应降低。绝大多数商品供给大于需求或供求基本平衡，制约经济增长的供给瓶颈已经被打破，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供给随时可以进入生产过程。改革开放前资本—劳动比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约占3／4）；改革开放后资本—劳动比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下降，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上升，出现贡献率各占一半的局面。增量资本—产出比改革开放后小幅下降也预示着资本投资效率小幅度上升。总量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说明：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前，生产要素投入量增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较为重要的话，那么改革开放后，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正因为如此，经济政策应把加快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放在首位。
全要素生产率中的全要素包括教育、研究与开发、创新、规模经济、科学进步等。教育、研究与开发、创新和科技进步的主体是人。可以说，人力资源是社会财富的最终基础，资本和自然资源是被动的生产要素；人是积累资本开发自然资源、建立社会组织并推动国家向前发展的主动力量。人力资本投资不仅能够提高劳动者自己的生产率和资本的生产率，而且具有一种外部效应，即通过知识的传播和扩散，对其他劳动者技能水平的提高产生积极影响，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的技术进步和生产率的增长。人力资本投资的这种效益递增的特性使经济增长能无限地继续下去。换言之，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由此可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在于提高劳动者质量。我国人力资源存量大而人力本存量小。在一定时期内，人力资源是相对不变的，人力资本却可以大幅度提升。要提高劳动者质量，首先要提高总人口的人均受教育年限。目前我国总人口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只有初中二年级水平，这就要求普及初中及高中阶段教育，消除文盲。二是要加大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力度，高校扩招政策就是一项积极的举措。三是要加强基础研究和高技术研究，加强教育同经济的结合，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
从需求方面看，当前，增加收入、扩大投资、健全社会保障是扩大内需的重点。尽管近几年来利率一再下调，又加上征收利息税，存款利率几乎已无法再降，但储蓄总额还是有增无减，城乡居民储蓄存款总额已近9万亿元人民币。这种情况一是反映了居民消费结构的改善，消费品中粮食、肉类等必需品支出在比例上大大下降，耐用消费品如电器、家具、住宅等的支出在比例上大大上升，而耐用消费品在人民的消费习惯中较难更新换代。同时住房和汽车消费，对大多数人而言，由于价格门槛过高而需求不旺；二是我国商品生产结构失衡，多年来的重复建设使不少产品供给过剩；三是我国长期以来未能建立合理的医疗养老失业保障体系，人们生活虽已相对宽余，但不得不尽可能多储以备急需；四是中青年一代都希望自己及其子女多受教育，因此不得不为相当昂贵的教育费用进行储蓄。
在这一基本认识的基础上，要从下述几方面努力：一是提高广大人民的收入。重点是提高农民的可支配收入；提高城市居民，特别是低收入家庭的可支配收入；理顺分配关系，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扩大中等收入人群比例。二是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完善资本市场。如果社会保障体系健全，个人储蓄率就降低，社会保障占可支配收入的比率就会上升。目前我国资本市场存在着许多缺陷。不论是购买房子、资助教育还是创办企业，要想为这些有价值的活动借到钱都很困难。如果政府为许多学生贷款提供担保，学生们能够通过借钱来支付学费，再用参加工作后所挣得的钱来归还贷款，这将扩大总需求、降低总储蓄率。三是扩大自主性投资和国有企业投资。按照收入决定理论，在消费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应加大投资需求。投资通过加大住宅、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方式增加资本积累，从而使社会的潜在产出增加，长期经济增长得到拉动。依据加速原理，更高的产出又将刺激投资增长。这说明要保持宏观经济长期稳定增长，除保持国有企业投资增长外，还应鼓励集体和个体经济扩大自主性投资。目前制约非国有投资增长的瓶颈在于现行投融资、税收和对外贸易等制度的约束。解除这些制度约束必将促进集体和个体经济的蓬勃发展。四是有计划地进行国债投资。国债投资主要从事所需资金量大，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重大工程项目，可以弥补一般企业难以投资的缺口。不过要注意国债投资是一个长期行为，因此要加强国债投资的计划性，提高投资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