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福家1936年生于上海。195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物理系。曾任复旦大学校长等职。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领导、组织并建成了“基于加速器的原子、原子核物理实验室”，完成了一批国际上重视的研究成果。撰有《原子物理学》、《应用核物理》等专著。2001年被英国诺丁汉大学校董会聘为校监，任期三年。
中外高等教育存在几个明显差异。第一个就是学生进校门的途径。在中国，从古至今都非常重视考试，分数实在太重要了，差一分也不行。但是，让我们来看看那些有成就的人。19世纪伟大的物理学家法拉第，13岁在装订百科全书的时候，看到“电学”这个条目，就着了迷，从此对电学发生兴趣，后来发明了发电机。而麦克斯韦青少年时在博物馆里看到法拉第发明的发电机，十分有兴趣，从此决心钻研电磁学，并创立了麦克斯威尔理论——19世纪经典物理的基石之一。很多例子说明，一个人在小时候的兴趣和好奇心，对他的一生都会有很大影响。然而，今天中国的高考制度已成为学校教育的指挥棒，从某种程度上讲扼杀了许多青少年的兴趣与爱好。
那么国外学生是如何进高校呢？以美国名校为例，一般要有五个方面的要求：一是参加SAT考试，但考试压力不大，因为一年有7次考试机会，随你什么时候去考，也不管考几次，直到你满意为止。二是高中实行学分制，至于你是三年学完还是五年学完都可以。三是中学考试的平均成绩要达到B。这不是一张考卷所代表的全部分数，即使你全部答对，也只能得50分。平时如果你做一个航天模型，玩一个能够遥控的风筝，也可以拿25分、30分，甚至对同学的帮助有时也会算分，这样综合起来看你是A还是B。四是考大学要有推荐信，特别是要有个性的推荐信。五是学校个别面谈。这就是国外很多名牌大学的“五关”。也许有人会说，如果把国内现有的一套很严密的考试制度改掉，最危险的就是“走后门”。
如何才能防止“走后门”呢？这就涉及到中外高教的第二个差异，即有没有严格的淘汰制。要成为一流大学，没有优胜劣汰制度是不行的。有了严格的淘汰制，开多大后门都没用。
第三个差异是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教育策略和办学定位，对不同的学科也有不同的要求。几年前我参加了美国3688所高等院校的校长大会，会上表扬了五种类型的学校。这些学校都很注重自己的办学定位，其中相当一批是社区大学和学院。比如，纽约的服装学院就培养了很多世界一流的服装设计师。加州理工学院是美国西海岸洛杉矶附近的一个小学校，该校成立之初就规定，不管谁做校长，学校的规模不能扩大。该校约有2000学生，占地也很小。但就是这样小的学校照样成了世界一流大学，培养出了一流的人才，我国航天事业创始人钱学森和遗传学专家谈家桢都是该校培养的。纽约的服装学院，哈佛大学，牛津，剑桥等都是世界一流的大学，但各家的定位却不一样。不同学校发不同的音，只有这样才能够奏出美妙的乐章。如果我们都往一个方面挤，就不可能奏出动听的乐曲。同时，不同学科对学位的要求也不一样。一个好的高等学校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培养多少硕士生和博士生。据统计，我国研究生的绝对数量已居世界第三，但最近某地出年薪16万聘请高级技工，却没人响应。现在高等职业学校常被人看不起。所以，建立一个比较合理的高等学校结构，使之符合教育发展规律，并能满足社会的不同需求，是非常重要的。
第四个差异是高校的内部结构。这一差异导致了学生培养方法上的根本不同。任何高等院校的内部结构都是纵横交错的，纵的方向是本科教学，横的方向是科学研究。不同的学校其内部结构是不一样的。国外一流的研究型大学纵向简洁，横向丰富；但一流的高等职业学校纵向丰富，而横向简洁。我国的高校却趋于雷同。依国际经验，对复旦、北大这样的学校来说，本科教学的方向不能多，横向的交叉学科、研究机构可以多些。但我国的高中生考入高校，往往被分入几十个不同的系、院，像被领到了一个个窄胡同里面，怎能培养出创新人才？世界上一流的研究型大学，都把广博教育放在培养本科生的首位，把专业培训放在次要位置。比如哈佛大学早就规定，学生入学后都要学七艺，即文化、逻辑、修辞、几何、天文、数学、音乐，后又加上语文、人文、社会、自然。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就可以具备思考的能力、清晰沟通思想的能力、明确的判断能力以及能够识别普遍性价值的认知能力，而学生分专业是大学二年级之后的事情。这种宽基础、宽专业的培养方式带来了与专业分得太细的培养方式全然不同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