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时俱进，是江泽民同志首次提出并郑重地写进了我们党的十六大政治报告。它是时代的强音，科学的命题，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走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蕴涵着一个普遍的真理：与时俱进！
“与时俱进”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哲学智慧。《周易》强调，“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要求人们“终时乾乾，与时偕行”，做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引重致远，以利天下”。这是我国古人观察宇宙的运动变化而得出的结论。这一思想，在古代儒家、道家、法家和兵家等各家各派的许多著作中时有出现，分别表述为“与世推移”、“与时推移”、“与时俱化”、“因时制宜”、“因时变法”、“时移事迁”、“审时度势”、“应时达变”等等。“与时俱进”同这些表述既同属一源，词义相近，又博采众长，赋有新意。
“与时俱进”的思想，在我国应用非常广泛，在古代哲学和政治理论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是儒、道、法等各家各派的共同主张。古代思想家们认为，自然界万事万物，包括人类社会，永远处于运动、发展、变化之中，并且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新的事物、新的矛盾、新的问题层出不穷，正所谓“新新不停，生生相续”。在中国思想史上，儒家学说绵延两千多年而不衰。其主要原因在于它遵循了因时而变，与时俱进的原则，不断从时代的发展和其他思想理论中汲取营养，丰富发展自己。在承认变化是客观世界的本质属性的基础上，思想家们进一步认为，人的思想观念，特别是治国法度也应当随之变化，从而将这一思想广泛应用于治国安邦之中，使“因时制宜”这一类概念成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宝库中的一个重要范畴。老子说：政治家应该“应时权变，见形施宜，论世立法，随时举事，与化推移”，而不应该“胶柱调瑟”。庄子则说，古与今，就像是水与陆，怎么可以在陆地上行船呢？所以，“三皇五帝之礼义法度，不矜于同，而矜于治。礼义法度，应时而变者也。”显然，这些言论虽然表述不同，但都贯彻着应时而变，与时俱进的含意。
传统思想文化中的“变易”观被众多的思想家、政治家所传承发展，放射出理性的光芒。但不可否认，古代的“变易”观也带有自身的局限性，从它演绎的思想轨迹看，其中体现的实质是一种“权变”，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权宜之计”，它的根本目的在于“以不变应万变”。因此，古代“变易”思想不能和我们今天所倡导的“与时俱进”划等号。我们今天所说的与时俱进，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新总结，它不是简单的继承，而是在批判基础上的改造和升华。
所谓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是指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实践性、批判性、开放性，与时俱进正是这种品质的新概括。
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产生，并且是在不断实践的检验中发展的。理论一旦与实践相结合，就获得了“与时俱进”的品质。实践是不断变化发展的，与实践相结合的理论也必须紧跟实践的脉搏，不断更新自己，不断随着实践的发展而有所创新。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实践性特点，从根本上决定了它与社会实践以及具体的历史和时代条件的紧密联系，决定了它唯其如此方能有不竭的创造活力和蓬勃生机。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正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与时俱进的。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就是这种与时俱进的典范。在《共产党宣言》发表25年后，马克思、恩格斯在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指出：“由于最近25年来大工业有了巨大发展而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也跟着发展起来，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尤其是有了无产阶级的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这以后，几乎每一时期出版的《共产党宣言》的序言中，他们都根据新的实践对理论作了新的修订和补充。这也说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具有普遍指导意义，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每一个具体观点和结论都不会过时。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品质告诉我们，要保持理论的科学性，就必须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和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正是这种与时俱进的光辉典范。
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是建立在唯物辩证法的基石之上的。马克思主义不仅以严格的批判态度对待各种维护剥削阶级利益的思想、学说、倾向、思潮，始终坚持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而且还以严格的批判态度对待自己，以保持科学的纯洁性和旺盛的生命力。马克思、恩格斯从来不把自己的理论看成是终极真理，相反，他们总是根据实践的发展和历史条件的变化，自觉地以批判的精神来对待自己所作出的结论。批判就是否定，自我批判就是自我否定，这种否定既包括对以前错误的或不能适应实践发展的理论和观点的公开放弃，也包括对不太完善的思想、学说的补充和修正。自我批判是实现理论创新的必要条件。马克思主义的自我批判，是为了实现与客观实际和实践发展相适应的理论创新。可以说，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规律。
马克思主义理论也不是固步自封的，而是自觉地接受、吸收一切优秀的文化，具有鲜明的开放性。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告诉我们，它在其发展的每一阶段，都在不断地吸收历史上和同时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中有价值的思想成果。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正是因为它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马克思主义从来不认为自己已经一劳永逸地结束了人类对永恒真理的认识；相反，它认为自己只是通过确立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人们开辟了通向客观真理的道路。我们运用这种观点来观察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就会鲜明地感受到这一理论的开放性特征：它既不自我封闭，拒绝吸收各种有益养料，也不固步自封，终止自己的前进步伐。翻开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马克思、恩格斯正是批判地吸收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而创立了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列宁、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在发展马克思主义过程中，也都是充分地吸收了世界的尤其是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开放性特征，也决定了它永远和历史的、时代的、现实的需要紧密相联。
思想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革命和建设事业成败的根本因素。这是经过正反两方面经验反复证明了的不争事实。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有今天，就是因为始终有一条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
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经在党内盛行一时，并因此使中国革命事业遭到惨重损失。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同这种错误不懈斗争的实践中，深刻认识到了党的思想路线正确与否对党的事业成败的极端重要性，明确地提出了“实事求是”，并通过延安整风，把全党认识统一到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上来。正是在这条思想路线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才走出了曲折，形成了一整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和策略，并赢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可以说，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一般认识论原理，科学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并运用中国化的语言凝炼而形成的，这是毛泽东的一大功绩。
历史走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又面临着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中国向何处走？在这个关键时刻，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应党心、顺民意，领导全党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鲜明地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通过这场大讨论，我们党不仅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且发展了这条思想路线。这就是在坚持实事求是的同时，把解放思想提到了突出的位置。解放思想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正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条思想路线的指引下，我们党才有了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评价，才有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才有了诸如“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一国两制”等新观点、新论断、新思路、新举措，才有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一系列方针政策的相继诞生！
进入世纪之交，我们党又面临着一系列重大问题。形势逼人，不进则退。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历史，立足现实，面向未来，在深刻思考如何适应新的形势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如何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等一系列重大课题的基础上，提出了“与时俱进”这一富有时代气息、具有中国语言特色的新思想，并把它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起作为我们党在新时期的思想路线。这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丰富与发展。其特征主要体现在：第一，与时俱进的提法和主张赋予了思想路线以新的时代内容，突出了时代精神和创新要求。第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但强调了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改造，而且强调了认识主体和实践主体的自身改造，强调了认识主体和实践主体要随着客体的变化而变化，随着客体的发展而发展，从而更加突出了主体的自觉性、实践性和创造性。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有机统一体。它们是过程的统一，更是本质的同一。只有解放思想，才能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只有实事求是，才能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只有与时俱进，才能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内含着解放思想、与时俱进；解放思想必然要求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与时俱进，则必然体现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这三句话似一条红线贯穿于我们党的奋斗历程，其逻辑联系和发展构成我们党思想路线的主线。而每一次思想路线问题的解决和飞跃，都会对社会产生巨大的推动力，都会极大地促进社会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
与时俱进，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是共产党人应有的精神状态，更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根本要求。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有与时俱进的民族精神来支持。综观中华民族古今史，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事实：凡是能审时度势，迎合潮流的时代，就充满生机，就能成为后人称颂的“盛世”。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等。凡不识时务、不思进取，就会衰败落后，就要遭受欺侮。像清朝晚期陷入亡国灭种边缘的尴尬境地，就是鲜明的印证。事实上，“康乾盛世”时，中国的经济水平在世界上是领先的。可惜这种发展势头被清朝统治者的夜郎自大，闭关自守阻遏了。在短短100年的时间里，这样一个世界大国就沦落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可悲境地。对于这种惨变，国人无暇自哀，而马克思哀之，为之写下了公正的悼词：“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世界却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马克思的话揭示了一个真理：一个民族不与时俱进，就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之所以能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就是因为有一种与时俱进精神。进入新世纪，社会主义中国面临着许多的新形势、新矛盾、新机遇、新挑战。一方面，国际局势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益激烈。另一方面，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由于经济成分多样化，组织形式多样化，就业方式多样化，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多样化，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矛盾。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执政半个多世纪的大党，面临着一个如何永葆先进性的问题。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正是审时度势，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发生深刻变化的回应，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要求。
始终坚持与时俱进，就要抓住时代的本质、主流和基本趋势，不断回答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揭示时代发展的客观规律。我们党领导人民奋斗8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所取得的光辉业绩，无一不是以审时度势，科学回答时代的重大问题，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正确指导实践为前提的。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树立科学的时代观。具体来说，就是要从客观实际出发，而不是从主观想象出发；从发展趋势出发，而不能仅从眼前事实出发；从全局出发，而不能从局部出发。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从“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观，到“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观的转变，就生动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时代观的与时俱进。
始终坚持与时俱进，就必须着眼于把握规律性。从字面上讲，“与时俱进”的“进”，就是与变化了的客观事物和变化着的社会一起前进。但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在实践中要搞清楚什么是真正的“进”，有时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因为除了真进、真退之外，还有形进实退、形退实进等复杂情况。尤其是，人们对诸如纠正错误、向真理复归等形退而实进的情况，往往一时难以正确理解。这说明，“与时俱进”的“进”，有着内在的规定性。
始终坚持与时俱进，还必须紧紧把握“创新”这个本质。与时俱进就是要求我们的观念和理论，要跟上时代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形成新认识、新理论；否则，就谈不上与时俱进。因此，与时俱进的本质，说到底就是要不断创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我国古代创新进取的思想绵延千载，早已融入了我们民族的血脉。江泽民同志指出，“主张创新，与时俱进，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优良传统，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的这种创新思想文化传统已经演变成先进的中国人应对困厄、革故鼎新、推进社会发展的现实精神。只要我们坚持与时俱进的思想和精神，党和国家的事业就一定会永不停顿，中华民族就一定会实现伟大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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