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学：理论·实践·创新

新闻传播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它与文学、史学、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心理学、伦理学、艺术学，以及自然科学中的印刷、通讯、航天、电子、信息、网络等众多的学科，都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是一门边缘性和交叉性都很强的学科。

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和近现代以来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20世纪初叶，中国只有100来家报纸和几家规模很小的通讯社，报纸的总发行量不超过10万份，通讯社的总发稿量不超过1千件。在这样的基础上，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自然深受局限。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20世纪20年代有了广播；50年代后期，有了电视；80年代后期，有了互联网。近几年，又出现了手机媒体。新闻传播的手段日趋现代化，新闻传播的媒介日趋多元化。时至今日，全国除了两家大通讯社之外，还有2053家报纸，1585座广播电台，1108座电视台，以及大量的网站和电子报刊。报纸的日销量达8200万份，广播的人口覆盖率达到90.35％，电视的人口覆盖率达到91.95％。互联网的用户则排在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达到5910万人。手机用户2.5亿，平均日收发短信（SMS）2.46亿条，同居世界前列。新闻传播事业在中国已经成为既有重大社会效益也有丰厚经济效益的事业，成为联接新闻信息产业和传播技术产业的桥梁。如此迅猛的发展形势，自然给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带来了重大的契机。它既期待和呼唤着新闻传播学研究工作的发展，也极大地促进和推动了新闻传播学的发展。

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和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特别是政治形势的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发展情况也各不相同，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起于19世纪70年代，止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历时约80年。这是旧中国时期，也是中国新闻传播学起步时期。开始只有若干篇散见于报刊上的新闻学论文，1917年才出现第一部新闻史方面的专著，1919年开始出现第一部新闻理论方面的专著。这以后的30年，累计出版了近100部新闻学专著，涉及新闻史、新闻理论、新闻实务等各个方面，涌现过若干有影响的研究成果，但总体水平还不高。传播学的研究，开始受到个别学者的关注，但和者甚寡。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研究开始起步，但还缺少有份量的专著。

第二个阶段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以前，历时近30年。这是中国的新闻传播学在新的起点上摸索前进的时期。这一时期主要进行的还是新闻学方面的研究，从时间看，集中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前17年。成绩较大的是对现代革命报刊史特别是中共党报史的研究。其次是有关苏联办报经验的研究，出版了不少这方面的教材专著和译著。再次是关于新闻理论、新闻实务的研究，特别是有关马恩列斯和毛泽东、刘少奇新闻思想的研究，及报纸性质的研究。累计出版的新闻学方面的教材和专著近290种，超过了前一阶段。但受多次政治运动的影响，内容有不少“左”的痕迹。这一点，在十年“文革”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第三个阶段从改革开放到现在，近25年。这是中国新闻传播学迅猛发展的时期。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改革开放大潮的汹涌澎湃，以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都极大地促进了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开展。25年内累计出版的相关专著和教材近2500种，论文则数以万计，是前两个阶段的十几倍到几十倍。新闻史的研究，成果丰硕。新闻理论的研究，涉及到对经典作家新闻思想的正确理解、新闻观念的更新、报纸的性质和作用、新闻的真实性、新闻的规律、新闻的价值取向、党性与人民性的关系等众多问题。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以后，新闻学者开始更多地关注新闻改革、舆论导向、新闻策划、新闻立法和媒介经济的研究。党的十六大召开以后，新闻传播工作如何体现“三个代表”，如何实现三个“贴近”，以及如何开展舆论监督、如何尊重公民的知情权、如何加强新闻工作的法制化和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修养等问题，又开始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传播学的研究开始受到重视。学者们在引进西方各传播学学派研究成果的同时，在传播学的基本理论、传播功能、传播心理、传媒经济、跨文化传播和传播学的本土化等方面，做了大量的探索性工作。同时还开展了舆论调查、受众调查、网络传播的研究。整个新闻传播学的研究空前繁荣。

以上三个阶段的发展，都和100多年来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特别是政治形势的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它说明，新闻传播学这门学科，具有很强的与时俱进的特征。它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以及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始终是紧密相连同步前进的。

我国的新闻传播学历经百年，如今已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一门显学。其标志之一是学科内容日趋完善，涵盖新闻、影视、出版、舆论、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媒介经济（如广告、公关、经营管理）、媒介技术（如网络、新媒体）、媒介与社会（如文化研究、媒介生态）等广泛领域。二是约十分之一的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特别是综合性重点大学都建有新闻传播学院（系），形成了从本科到博士后的一整套教学科研体系，每年为国家输送数以万计的毕业生。三是学术成果日益丰厚，影响日益广泛。不过，在新闻传播学的发展过程中，作为对客观现实的系统化表述与本质性揭示的基础理论则尚显薄弱，极而言之，甚至可以说新闻传播学迄未形成一套系统的、自恰的、公认的“理论话语”。回顾既往，展望未来，有三个关系在新闻传播学的基础理论建设上，是经常需要面对、需要思考的：

一、理论与实践。如何把握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困扰新闻传播学的首要难题。这里一直存在着两种基本取向——“实践派”与“学院派”。前者延续经世致用的务实传统，倡言学术的实用价值，力主理论联系实际。后者秉承学术的求真意志，高张学术的自身价值，认为“凯撒的事情归凯撒（实践），上帝的事情归上帝（理论）”。其实，这两种取向都有偏颇之处，执于一端都有碍新闻传播学的发展。一方面，新闻传播学本属关系国计民生的社会科学，自身又具有突出的实践性，轻略其“实践”诉求而一味执于形而上的学术使命，终将使新闻传播学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另一方面，作为一门学科，而且是显学，新闻传播学又确实不能仅仅满足于应对当下此刻的实际问题，将“学术研究”一味锁定在“对策研究”或“政策研究”的层面。所以，恰当的选择首先应该承认新闻传播学的实践性，同时需要明确实践性并不简单地等同于实务性或操作性。

二、继承与创新。不言而喻，任何学科的发展都离不开继承与创新，惟有继承才可能创新，惟有创新才可能发展。对新闻传播学而言，除新闻传播史研究始终遵循先继承后创新的原则之外，有的研究特别是基础理论研究，往往比较轻略继承而注重“创新”，似乎前人的辛勤劳作与心血之作都微不足道。于是，一些“新”理论自然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若许年。这里的原因有二：一是新闻传播学的“学统”尚不健全，一些基本的规范还有待确立，一些起码的规则还有待遵循。二是新闻传播学与新闻传播界具有较为密切的联系，媒介“造势”的沸沸扬扬容易使人心浮气躁，而不大容易使人像其他学科那样耐得寂寞，潜心治学，以点点滴滴的努力步步为营地推进学术研究。所以，新闻传播学需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同时也需要老老实实地继承自身的学术传统，在前人已有的基础上稳步推进，由此形成自己一脉相承坚实牢固的话语体系。

三、新闻与传播。以上笼统谈论的新闻传播学，细究起来其实并不单纯。比如，在教育部颁布的本科学科目录上，列有新闻传播学，下设新闻、广播电视、广告、编辑出版等四个专业。再如，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学科目录上，这个学科又称新闻学与传播学（一级学科），下设两个二级学科——新闻学与传播学。至于院系的名称更是不一而足，如新闻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传播学院等。所有这些不一致的背后，主要是新闻与传播的关系问题。这种错综关系既有历史渊源，如传播或大众传播是新闻传播的拓展，传播学或大众传播学是新闻学的延伸等；也有现实基础，如新闻传播也好，大众传播也罢，都与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密不可分。于是，新闻与传播、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就有点剪不断理还乱，有分有合、又分又合的情形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就目前的情形而言，新闻学与传播学还是合的态势大于分的趋向。因为单纯的新闻学尤其是传统的新闻学，已经越来越无法适应急速变化的现实，需要传播学的滋养；而纯粹的传播学从人才培养到学科建设都还悬在空中，需要新闻学的支撑。所以，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可谓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落实到理论建设上，新闻学应该汲取传播学的学术精髓，而传播学应该具有新闻学的人文关怀。

由于习以为常，人们常常忽略了不同形态的传播媒介对社会结构的重大影响，误把传媒视为中性的传送载体。传播学曾把重点放在对传播内容和效果的关注上，其实，传媒自身也是一种社会环境，并无形中改变着社会结构。

语言是人类的第一种传播媒介，它繁衍出人类的认识能力，并构成一切传播的基础。语言是智人的标志，从此才有了第一种人类社会的结构。由于自然的听觉传播只能建立在人们相互距离很小的范围内，这就决定了单纯的口语社会注定是封闭的家族部落社会。

文字作为一种新的传播媒介打破了原有口语社会的秩序，当视觉变得重要起来的时候，抽象思维得以发展。文字的书写延伸了信息存在的时间和空间，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的智力发展。它不仅改变了社会结构，也影响到关于知识的社会定义。然而，说话是通过生活就能获得的习惯，识字和书写则需要长期的学习，因而只有极少数人有机会掌握这种技艺并成为统治者，构成一种等级性极强的线性的社会权力链。

印刷术的发明在传媒史上是一个转折点，造就了信息传播向社会下层转移的契机，印刷媒体成为第一种规模人群可以共同接触的传媒，并为启动公共教育提供了充分条件。印刷文化蕴藏了最近数百年人类的深刻思考，但它的解放意义仍然是有限的，它在一个较大的范围内形成了新的传播垄断。因为数量巨大的没有足够读写能力的人自然被排除在外，传播的载体在一定程度上被当作了知识本身。印刷传媒内容的复杂和理解循序渐进的特点，造成阅读群体明显的等级差异和相互间交往的隔绝。

从电报、电话、电影到广播、电视、卫星通讯、计算机网络，电子传媒开始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无形中也改变了原有的社会结构。这种变化至少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电子传媒使接触者不再与既定的社会身份和地位相关联，而传统的文字传播则是人的特定身份的标志。电报是第一个使人体运动与信息运动分离的发明。电话无形中打破了个体间保持适当距离的社会规则，它获得了只有在朋友和情侣间才被允许的耳边呢喃的距离，手机电话则完全实现了“只要有电话就有家”的理想状态。电视将不同类型的人群带到了相同的场景，而网络传播则进一步提供了隐去身份参与交流的条件。

2，电子传媒构成了最为广泛的公共领域，提供了从未有过的信息共享程度，特别是电视与网络媒体。无论怎样制作节目，总会遭到不同方面的批评，困扰制作者的原因其实不是来自节目本身，而是来自传媒的形态。它们将内容传播给了所有人，而人们生活在全国或全球性的信息系统中，让所有人满意的内容几乎是不存在的。

3，电子传媒将原来属于各个社会层面内部的场景推到了前台，从而整合了信息系统。声调和画面无论经过怎样的准备，一旦显现，情感、情绪的隐秘就不可能完全被遮蔽。以往被间隔在人际交往和印刷传媒狭小空间的问题，越来越成为公开讨论的话题，某些地点和方面的神秘正在消失。公开与私下场合的模糊，使得社会对许多模糊的社会类别给予了更多的宽容。

4，电子传媒绕开了空间的隔离，不再使人们限制在一个给定的信息系统中。例如，儿童通过各种电子传媒可以直接体会许多成人的观念和感觉；女性与男性获取信息的差异明显减少。

5，电子传媒无形中创造着新的行为方式和道德准则。例如，在许多情况下，传媒报道一种态度的转变可以取代必须的行动，公开的民意调查部分替代了大街上的示威游行。当电子传媒使“距离”的意义消失时，人与人接近在道德上便是一种好的选择。

总之，所有的传媒在技术上数字化已经成为可能，“传播媒介”作为一个包容性术语，对社会结构的影响是巨大的，既有正面的，也有许多意料不到的法律和道德的新问题。今天的学生可以戴着耳机，看着电视，在网上与别人聊着天，同时做着作业，他们从来没有体验过单一的感觉。深入研究传媒如何影响社会结构，了解新生代对新传媒的感受能力，将有利于得出理性而全面的结论。

中国的改革开放，为高等院校的广播电视教育事业提供了一个历史性的发展机遇。而飞速发展的广播电视教育，又为中国的新闻传播事业，特别是广播电视事业，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持。面对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和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如何使我国广播电视教育事业跃上新的发展台阶，已成为我们面前一个紧迫的课题。

审视我国广播电视教育事业，我以为存在着这样几个突出的问题。首先，广播电视教育理念尚有很大局限性。当中国经历经济体制转轨，面向信息化、网络化、数码化时代时，我们仅仅把广播电视教育作为新闻教育来看待，视野就太狭窄了。新的思维形态、新的文化观念和新的信息获取方式等都促使我们要有“大广播电视”、“新广播电视”的概念。其次，广播电视教育发展尚缺学科支持。我国广播电视教育欲求大的发展，应当寻求有力的学科支持，而我国广播电视教育恰恰在这方面尚处学科分割，甚至是散乱状态，没有获得学科整合的力量。再者，广播电视教育尚未形成完整体系。广播电视教育在发展过程中，虽然在解决“有、无”问题上迈开了较大的步伐，可在培养规格、培养层次、培养方法、培养手段等方面却流于一般，仅仅以开出广播电视类课程为满足的情况十分普遍。

面对这样的状况，我国高等院校广播电视教育应当深深触摸国际教育发展的大背景，在系统论思想的关照下，从以下三个层面展开新体系的建构：

（一）宏观观念层——广播电视教育发展应当寻求四种观念的全面突破：

时代观念——信息社会的来临，数码时代的兴起，网络世界的形成，其核心是以传媒业、电讯业、计算机业互为一体的革命性变革。这种变革的突出意义之一就是：当信息社会作为一种真实的存在展现在我们面前时，现代社会的基本要素——信息接收方式正在发生着巨变，而信息视听化则是其间的主潮。因此，我们引入新广播电视教育概念，最为突出的是适应视听接受方式的巨大变革。对广播电视思维进行系统的教育与训练。

文化观念——“视觉文化”时代已经来临。视觉文化是指文化脱离了以语言为中心的理性主义形态，日益转向以形象为中心，特别是以影像为中心的感性主义形态。视觉文化不但标志着一种文化形态的转变和形成，而且意味着人类思维模式的一种转换。广播电视作为一种文化的普遍存在，已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广播电视作为新闻和艺术的范畴，而跃升到更高的文化哲学层面。就此而言，广播电视传播教育与其说是一种新闻教育或艺术教育，不如说是一种文化教育。

素质观念——比之海外，诸多广播电视教育发达的国家在这方面的深刻之处，一是十分注重将广播电视教育作为高等院校通识教育来认识，甚至将其作为公民教育素质来提升。美国在前一个方面做得比较突出，而欧洲则在前后两方面都做得不错。显然，我们在这方面与海外比，有着相当的差距。

学科观念——就我国目前与广播电视教育相关的学科来讲，应当以新闻传播学、艺术学、文学三个一级学科为学科群来构筑我国高等院校广播电视教育的整体学科架构，然后根据不同院校的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地在高等院校中开展广播电视教育。

（二）中观体系层——广播电视教育运作体系应当在三方面予以建构：

素质教育体系——广播电视教育作为高等院校的素质教育，要打破以往只在新闻传播院系开课的习惯，在文、理、工等学科中都应该开设。海外高等教育中关于广播电视文化素质教育的积极经验，值得借鉴。

相近专业教育体系——在高等院校诸多专业中，有相当一些专业与广播电视教育有着特殊的专业联系。由于这些学生所学专业的特点，决定了他们在上过作为一般素质课的“广播电视传播课”的基础上，再进行广播电视教育的进一步拓展，以期获得相近专业所需要的广播电视方面更丰富的学科知识与专业理论。如新闻学、广告学、编辑出版学、公共关系学、电影艺术学、中国语言文学等诸多专业。

专业教育体系——当然，在高等院校的广播电视教育中，最重要的还是新闻传播学科中的广播电视专业。如若把“素质教育体系”、“相近专业教育体系”、“专业教育体系”依次分为梯度的话，那么“低”、“中”、“高”三个层次则明显地划分出来。这一层次的划分，对于高等院校实施广播电视教育的运作体系提供了系统论的分层依据，从某种意义上说，也解决了广播电视教育中一个最为基本的问题：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的厘定与分类。

针对上述三种广播电视教育体系，我们可以在高等院校的广播电视教育中探索这样三种教学模式：素质教育体系——“概论、普及型”广播电视教学模式；相近专业教育体系——“拓展、融合型”广播电视教学模式；专业教育体系——“专业、实践型”广播电视教学模式。

（三）微观操作层——广播电视教育内容和方法应有更大拓展与更新。

中国高等院校的广播电视教育无论是宏观观念层面的裂变，还是中观体系层面的构成，最终都将在微观层面予以充分而实际的显现，而这些都将集中在“更新广播电视教学内容”、“建构完整课程体系”、“拓展多样教学方法”、“丰富现代教学手段”四个方面。囿于篇幅，本文对此就不展开论述了。

中国人发表新闻学的研究文章始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一九一八年十月，蔡元培先生倡导建立我国第一个新闻学研究机构——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标志着中国新闻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形成，它也是中国新闻教育的起点。中国出现新闻学和新闻教育，是西学东渐和东西方文化融合的结果之一。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列宁和斯大林关于共产党党报的观点开始在中国传播，影响日远。四十年代，在中国共产党延安整风中进行的《解放日报》的改版，形成了毛泽东的党报思想。这一思想体系直接影响到后来新中国最初十几年新闻理论的建构。

一九七八年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新闻传播业进入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时期，传播学引入，大大扩展了新闻学的研究视野，并成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这是新闻学、传播学发展的黄金时代，此后至今，我国出版的各类新闻传播学著作、教材和普及读物约两千五百余种。新闻学与传播学经过不断交叉和相互借鉴，已经逐步融合为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

近年来，我国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宽，并向纵深发展，同时越来越重视研究方法的现代化。除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之外，新闻法与新闻职业道德、新闻传播心理、舆论现象、传媒经营管理、广播电视、网络传播、与传媒相关的公共关系，以及广告等研究课题得到迅速发展。新闻传播学教育在众多高校蓬勃兴起。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我国的新闻传播学面临许多新的课题。如传播学的本土化、网络技术的发展与运用等，都是眼前及今后一段时间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所面临的任务。（方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