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牧之先生说这是一本有关海外的“文艺性的随笔”。我揣测，所谓“文艺性”，强调了文章的心灵体验，而非游历中的散记清谈或记实铺陈；与此相关的“随笔”，自然就是笔随心走，实现状物与灵视的统一，反对易感的、说教的或惟修辞的造作了。这部书的确做到了这些，我们面对着一个见多识广又深沉多思的性情中人，一个令人信赖的灵魂“导游者”。
对历史文化和生命价值的探询，是杨先生写作的基本母题。我感到，与其说他的作品是即时性的触景生情，莫如说这些人文景观是他心灵的“客观对应物”。这样一来，他的作品就有了内与外双重洞开的视野。
《在金字塔下》面对埃及的金字塔和神庙，他省思着何为“永恒”。这些宏伟的建筑来自于法老们对“来世之旅”的诉求，这一诉求是荒诞的，而作者却于此体味出生命如流，而文化精神长驻的历史况味。即使往昔的文化遗迹终有一天会变为瓦砾，但人类奋勇不息的文明创造精神将永远萦绕着后人。在对历史文化的探询和喟叹中，作者触及了我们生命深层的体验，现世的生命终有一死，但我们用不着沉陷于哀愁的宿命情调中，人类的文明是不会中断的，而将个体生命投置于文明创造的进程中，就是别具意味的向死而生的“永恒”了。《佛罗伦萨在哪里》题意深沉，作者置身于佛罗伦萨却反复叩问“它在哪里？”这绝不是在刻意玩弄“佯谬”的机巧。在此文中，作者先以深厚的学识述评了往昔生活创造于佛罗伦萨的艺术家文学家，如米开朗基罗、达·芬奇、拉斐尔、但丁、薄伽丘、彼特拉克……等人，文字从容，舒放有致，我看到了一个真正的内行对艺术的点到为止，精敏辨析，顿生悠然心会之感。但在这些评点辨析之后，作者又在固执地发问“佛罗伦萨在哪里？佛罗伦萨是什么？”原来，更能持久地震动杨先生心灵的，是为捍卫真理而献身的布鲁诺、伽里略。包括《哈瓦那书简》、《托尔斯泰的追求》等篇章，我们都会看出，作者总是将对历史文化的理性省思，与对当下精神困境的揭示共同呈现出来。这使他的作品，与那种“晚报体”游记和“新华体”游记区别开来。
近年来，散文界似乎有一个共同的默契，即对“宏大叙述”的消解，而迷恋于私人化的“小型叙述”。体现在游记类作品中，就是铺陈个人行旅，表达个人化的琐屑观感，停留在一己的小趣味里，使游记写作成为对个人“时尚”的生活方式的炫耀。而《佛罗伦萨在哪里》这本书与此深为不同：选取的多为“宏大”的题材，“写什么”和“怎么写”得到了很好的平衡。在当下的写作语境中，如果我们一味消解宏大叙述，就会造成贫乏中的自我再剥夺。对历史、文化、生存的深刻省思，对文明的回溯与瞩望，在任何时代都是需要的。游记，不应仅成为自我迷恋的遣兴，而应有恰当的文化承载力。不但具有历史与现实的宏伟视域，而且对其细部纹理所蕴含的文化况味亦有深入揭示，这一特点，在这本书中，随处可见。
我们在作者吟述的托尔斯泰素朴的墓茔前，乌兰诺娃的“眼罩”隐喻中，勃兰特的下跪里，葛拉齐亚与克利斯朵夫心灵幽远的沟通中，从威尼斯的“叹息桥”到哈瓦那人民坚强而欢愉的生命舞蹈，及对罗卡角“地止于此，海始于斯”的涵泳中……，都会体验到情境中有真义，真义中有胸襟。作者的“借题发挥”扩展了我们的精神畛域，与我们构成“潜对话”，激活了我们对生存和生命的思考。“游走者”视野开阔，心灵活跃；“守望者”凝神观照，澡雪精神；加上杨先生还是个不俗的摄影家，160余幅照片精彩纷呈，三美兼备，成就了这本书丰盈的人文价值和可读性。
在话语方式上，我同样感到了杨牧之先生文章的引人之处。还是在“后记”中，杨先生幽默地说，他在出版管理岗位上工作多年，处理什么事情都要“定出一、二、三、四，时间久了，好像自己的脑子也是一格一格的、一条一条的。”可见，他之所以利用假期和夜晚时间写作“文艺性随笔”，是有意在程式化的工作之余，寻求“诗性的栖居”，使个我的心灵赤裸裸地照面，追忆领悟历史文化潜流，流连人生的光景，为“一格一格”的忙迫而僵硬的工作生活程式，注入清润畅朗的生命元气。我感到杨先生的确实现了自己的愿望，达到了心灵状态和话语方式的合一。他的话语方式是，既不夸张，也不矜持，轻逸和温厚融为一体，有如风雨之夕围炉谈心，月下林中漫步，口语与书面语化若无痕地连成一气，诚恳深沉弃绝蛊惑，亲切友善触动你的心房。他只用基本词汇和句型写作，虽是“文艺性随笔”，但无造作的“文艺腔”，他有才华，但更懂得对才华的控制力，遣词造句准确而内在，气韵贯通而入情入理。只有阅历丰富，久经锤炼，文心善良的人，灵魂深处才会涌出这等有韵味的单纯的清澈，使经验在话语中真正扎下根来。不然，前述主题再博大深厚，也要在技艺上大打折扣的。所以我说“写什么”和“怎么写”在他这里达成了美妙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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