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一本译著《他山的石头》（宇文所安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启发良多。但对译者翻译的书名却大感困惑，本来正确的译法应为“他山之石”，暗含“可以攻玉”之意，译者当然不会不知。但也许是译者感觉“他山之石”过于熟滥，不如用“他山的石头”听起来新鲜别致。殊不知这样一来不但解构了“他山之石”这个典故的语言形体，也解构了“可以攻玉”的联想内涵，盖“他山的石头”可不一定就是“可以攻玉”的石头，也可以是“绊脚石”之类的东西，如此岂不弄巧成拙？况且，“他山之石”若可替换为“他山的石头”，“之乎者也”不知是否也可替换为“的乎者也”？
这当然只是一个小小的无心之失。但学术圈“有话不好好说”的例子并不鲜见，甚至成为一种时髦的流行病。其病征表现主要有二，一是在汉语论著中乱用翻译句式和语词，二是故为文饰夸诞之语。
由于中外语法结构和思维方式的差异，人们在翻译国外论著时，为了尽量忠实地表达原著的意思和风格，往往采用一种异于汉语表达习惯的句式，甚至不得已生造一些词汇，它虽然可以带给人新鲜之感，某种程度上也可以丰富汉语词库，但毕竟是一种无奈之举，译著句式的拗折和词语的生新其得并不偿失，如果想要让读者准确理解论著的学术观点和逻辑层次，最好还是运用符合本民族表达习惯的句式语言。但时下不少学者的汉语论著，从标题到内容读起来都像十足的译著，诸如此类语句：“文化想像的可能性”、“社会语境层累的问题意识的效果离析”、“现代性理念控制的表达及主体缺席的历史设问”、“作家的心智预设与生成机制”、“思维触发原点的重新描述与差异言说的潜藏”，单个读起来已让人倒抽凉气，当它们连成一个个长句满篇飞舞时，我只能承认自己才智低下，高举双手大叫“饶命”了。
如果说“乱用翻译句式与语词”是由于读多了洋书或多读了译著所造成的消化不良（也许还有崇洋媚外的嫌疑）所致，那么“故为文饰夸诞之语”则是另一种“有话不好好说”的病态发露。
一般而言，学术论著特别是文科学术论著，适当增加文彩亮度和论述的艺术性是允许的，可以起到锦上添花的效果，如闻一多先生的《唐诗杂论》、林庚先生的《盛唐气象》等论著就让人感受到学理与情采的完美结合。然而学术毕竟不是创作，不恰当地文饰夸诞只能带来相反的结果。我读过一篇论述中国文化传承的文章，其大意是说：“看，杜甫回来了，韩愈也来了，欧阳修、苏轼也紧跟着到了。”很像运动会开幕式时的出场队伍介绍。我还看过这样的论述古代诗人的句式：“××的选择，是个性的必然！学术的必然！更是时代的必然！历史的必然！”一口的“文革”腔调。有的学术文章更充满着诗一样的语言，论述人文科学要善于吸取自然科学的长处时，作者激情四射地写道“让我们拥抱耗散结构吧！”论述诗人的重大影响时，深情款款地说：“当大地归于沉寂，只有诗人那擦亮锈度的声音依然回响在人们耳畔！”这种文章写得很好看，但就是没有任何有说服力的新的学术见解，充其量是对前人观点换了个说法而已。不过，上述数种的文饰夸诞起码还能“幽人一默”，或给人带来精神的快意，另有一种文饰夸诞之作就只有让人头痛的份了，它绕来绕去，好像成心让你看不懂。或一句之中用语生涩晦暗、颠倒重复，或句与句、段与段、引文与论述之间没有必然联系，读起来让你如害哮喘，上气不接下气，虽非翻译句式语言，但折磨人的程度则相仿佛。其实，所有不恰当的文饰夸诞里，都掩藏着思想的一无所有和不甘寂寞的荡子之心。可惜的是，只要没有新的学术生长点，语言上再搔首弄姿、风情万种，它也只有文学的价值，而没有学术的价值。
乱用翻译句式和语词，容易数典忘祖，邯郸学步；故为文饰夸诞之语，则像柳宗元笔下的“黔之驴”，迟早会被看破伪装，原形毕露。看来，还是有话好好说的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