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三国的东干族，是120多年前陕甘回民起义失败后迁居中亚的华人后裔，现已发展到10万余人。俄罗斯人称他们为“东干”族。
东干文学是独特的。由于汉字失传，他们创制了拼音文字。1928年创制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东干文字，1932年又创制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东干文字。
从1954年至今改制并使用以斯拉夫字母为基础的东干文字。就在中国学者讨论汉字拉丁化是否可行，以解决汉字繁难的问题时，东干人却将拼音文字付诸实践，用这种文字保存了大量的语言、文学、文化方面的资料。
东干人生活在通用俄语，又与周围吉尔吉斯、哈萨克等民族共处的多种语言环境中，其语言也融入了某些俄语词汇，尤其是现当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技术等新名词，但是东干语的主体仍然是西北方言。毫无疑问，东干语是世界华语的一个分支。
不同于别的国度和地区的华语文学，东干文学经历了从口头文学到书面文学，从没有文字到有了多种文学形式和体裁的发展过程。在较短的时期，完成了“宏伟的历史转变”（法蒂玛·玛凯耶娃语）。十月革命前，东干人只有口头文学，包括民歌、传说、故事、谚语、谜语等。这些口头文学有的是从中国带来的，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孟姜女等故事。也有新创作的，如反映东干人西迁历史的。1900年，苏联学者收集并发表了第一批有关东干民族生活风俗的资料，也包括口头创作的文学。一般认为，东干书面文学在20世纪30年代随着东干文字的创制和东干报刊的发行，出现了繁荣的局面。
如果从1931年出版的Я·十娃子的也是东干诗人的第一部诗集《亮明星》算起，东干书面文学有70余年的历史。东干书面文学的发展与繁荣有两大动因不可忽视：一是将俄罗斯文学翻译成东干文，一是东干民间文学的作用。东干书面文学的创始者为了探求本民族文学的创作风格和发展方向，首先借助艺术水准很高的俄罗斯文学，将它们译成东干文。他们翻译了普希金诗集、克雷洛夫寓言、涅克拉索夫长诗及屠格涅夫、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肖洛霍夫的小说。有的中国学者将肖洛霍夫《一个人的遭遇》的草婴译文和东干作家译文加以对照，发现两种文本各有胜境。而西北人读东干作家的译文，倍感亲切。通过翻译，不仅大大提高了东干作家的艺术修养，同时也为东干书面文学提供了参照。而东干民间文学则是东干书面文学产生的直接基础。民间文学所蕴含的东干民族的文化心理、风俗习惯、语言形式等对东干书面文学的发展起着制约与驱动作用。1932年创办的《东火星》报为东干文学的发展提供了阵地。其中的“文学创作”栏目，发表了一系列小品、诗歌、小说，成为培养东干青年作家的摇篮。后来创办的《十月的旗》、《东干报》、《青苗》、《东干》杂志等报刊为东干文化和文学的繁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经过几代东干作家的努力，东干文学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Я·十娃子、А·阿尔布都、Ю·杨善新、K·马耶夫、Д·阿布杜林、X·马克、Ю·村娃子、M·哈桑诺夫等作家为东干文学的发展和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近年来活跃在文坛上的А·白掌柜的、X·拉阿洪诺夫、M·伊马佐夫、И·十四儿等都奉献出了他们的优秀作品。在东干文学创作中，女诗人、女作家也不可忽视，她们是А·曼苏洛娃、А·索娃扎、X·丽娃子哈德瑞耶娃、Я·哈娃扎等。
在东干作家群中，Я·十娃子是著名的诗人、散文家、语言学家、文献学家、翻译家和社会活动家，是东干书面文学的奠基人，吉尔吉斯斯坦授予他“人民诗人”的光荣称号。Я·十娃子是东干文学的经典作家，其作品可以称为东干民族的史诗或心灵史，他影响了几代东干诗人。另一位重要作家А·阿尔布都，他的创作代表了东干小说的最高成就，是东干族各个历史时期生活的真实写照，差不多全方位地反映了东干民族的文化心理。Я·十娃子和А·阿尔布都可以并称为东干文学的“双子星座”。
在世界华语文学中，东干文学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性。除了文字的独特外，语言也具有独特性。中国近代改良派曾提倡“言文合一”，吹响了白话文运动的前奏。五四时期，提倡并推广运用白话文。由于中国地域辽阔，方言差别较大，因此写作基本运用规范的书面语言，方言土语较少。而东干书面语与口语则达到了高度的统一，是真正的“文”与“言”的合一。东干文学将中国西北方言提升到了艺术的境界。我们惊异于运用纯粹的西北方言，也能写出如此优秀的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赵树理是公认的语言大众化、通俗化的代表，而东干文学比赵树理的小说更口语化。
东干文学有两个根：一个是阿拉伯根，一个是中国根。东干人从中国迁徙中亚三国是近百年的事，他们始终不忘自己的根在中国，是刻骨铭心的记忆。他们把汉语称为“父母语言”或“亲娘语言”即是例证。Я·十娃子的《我爷的城》、M·伊马佐夫的《一把亲土》、А·曼苏洛娃的《喜爱祖国》三首诗都表达了几代东干人对中国的深厚感情。
东干文学是在前苏联的社会环境中发展起来的，是在中亚多民族的共同生活中创造的，是在苏联解体后继续向前推进的。东干文学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透视。但同时，东干文学同中国传统文化又具有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不仅东干民族的语言、文化心理、风俗习惯同中华民族紧密相联，甚至某些文化符码也同中国文化具有传承关系。Я·十娃子的诗作《柳树枝》写一个东干姑娘用柳枝而不是用鲜花来表达爱情，连东干读者也解释不清什么原因。可是从折柳送别的中国文化符码（柳与留谐音）就很容易理解。
在世界华语文学中，东干文学的民族风格也是独特的。由于东干人的先辈基本是西北农民起义军，没有多少文化，没有带去中国传统的典籍，因此东干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联系较少。其整体风格更纯朴，纯朴得像雪花，可是“里面藏匿着太阳”（Я·十娃子语）。这种风格自有别一种魅力。
总之，东干文学完全走着自己的路。在70余年的摸索中，显示出东干人富于创造的精神，从而构成东干文学独特的景观。应该说，东干文学是世界华语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它丰富了世界华语文学的多样性，由此我们可以揣摸出中华文化在中亚的另一独特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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