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全国大范围持续高温，而且纷纷打破历史纪录，对人民的健康产生极其不利的影响。但是我对高温警报标准的划定，有着不同的意见。
许多气象台以35℃为发布高温警报的标准。这是个传统标准。事实上，不同地区炎热的程度和出现的频率不同；人群对高温的耐受能力不同。因此，不同地区高温的标准不是完全相同的。如能根据当地的气候特点和人们对炎热的适应程度，定出高温标准，对于高温的警报和防御，更有积极的意义。
诚然，夏天对人体健康影响的气象要素不仅仅是温度，若干其他要素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专家们提出过“体感温度”、“舒适度”等等综合性指标；还提出了“侵人气团”的概念，成功地应用到世界上十几个城市（包括上海）的“热浪影响健康预报警报系统”中。不过这些指标或气团分类远不如温度那样为广大群众所理解。终究温度是夏季影响人体健康的首要气象要素，这里仅谈温度。
高温对人体健康的影响症状是从量变到质变的。症状的量变一般没有记录，难以研究。症状的质变才有记录。第一个质变是中暑。但是，中暑的记录不够准确，因为有些中暑的人不到医院，即使到了医院就诊，医院也不一定保留纪录。第二个质变是死亡，肯定有纪录。从总死亡数中把与炎热有关的死亡数分离出来，是研究高温对健康影响的可靠数据。
分析大量资料发现，在不热的日子里（下面称为平日），一个城市每日总死亡数（包括各种原因的死亡）维持在某一个平均值上下波动，与气象条件无关。当某日最高温度达到某一个临界温度以上（这一日称为热日），总死亡数明显增加。某“热日”总死亡数减去“平日”平均总死亡数的差值，就是该日“与热有关死亡数”，它与当日甚至以前的气象状况有密切关系。
对10年以上夏季逐日死亡资料和气象资料，用严格的数理统计方法处理，求出上海的“临界温度”是34℃。“热日”死亡数比“平日”平均死亡数要多出28％。“热日”的温度越高，气压越高，风速越小，死亡越多。具体地说：上海02时的温度每增加1度，死亡增加7人。14时的温度每增加1度，死亡增加10人。08时气压每升高1百帕，死亡增加2人。午夜风速每减小1 m／s，死亡增加7人。数据还表明，人体在持续高温袭击下，越来越衰弱。某热日的前一天若也是热日，本热日死亡额外增加5人；某热日的前两天都是热日，本热日死亡额外增加10人，依此类推。
把广州和上海比较，发现人群对炎热具有适应性。广州的“临界温度”取整数也是34℃。如计及小数，广州比上海的高了将近1度。广州“热日”死亡数仅仅超过“平日”11％，而上海却是28％。这两点表明广州人对炎热的耐受能力比上海强。广州的气候，简而言之，是“长夏无冬，秋去春来”，上海则是“冬冷夏热，四季分明”。广州人常年累月生活在温热的气候下，对炎热已有适应性。还有一项数据也指明这一结果。广州晚夏每个热日的死亡数，比初夏同等气象条件的热日的死亡数要少，表明人们在晚夏对炎热可以产生季节的适应性。上海对炎热的适应性不如广州。正因为如此，我国在上海已首先建立“热浪影响健康预报警报系统”。与广州相反，上海对寒冷的适应性比广州好。
对世界上许多城市的研究证实，临界温度主要与气候有关。纬度低、气候炎热的地方，高温出现频繁，人群适应温热，要十分高的温度才引发死亡，即是临界温度高；相反，纬度高、气候寒冷的地方，高温出现稀少，人群不适应炎热，不太高的温度就可能成为威胁，即是临界温度低。美洲由南到北几个城市的纬度及其临界温度证明了上述规律。美国北纬约33度的达拉斯，常年炎热，温度要高到39℃才会引发死亡；北纬约35度的孟菲斯，临界温度降为37℃；纬度增高到约39度的圣路易斯，临界温度进一步降为36℃；纬度高约42度的芝加哥，临界温度只有33℃；纬度高达46度的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夏季凉爽，极少出现高温，一旦出现29℃的稍热天气，就发出死亡的威胁。
临界温度还因疾病的种类而不同。上海的循环系统病，消化系统病和癌症病人的耐温能力较差，它们的临界温度比总死亡数的临界温度（34℃）还低2至3度。精神病，呼吸系统病人最不能承受炎热的打击，这两类病人在热日的死亡数超过平日50％以上。当最高温度达到36℃以上，这两类患者死亡数比平日多一倍以上。
以上的数字分析，或许能对“高温警报标准”的划定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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