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哲学的研究，无非两大内容：一是西方哲学的输入与探讨，二是传统思想的整理与诠释。两大内容都依赖于西方哲学：前者自不必说，后者所谓“整理与诠释”，也是依西方哲学之理而进行的“整理与诠释”。“西洋哲学”是了解中国现代哲学的一把钥匙，没有这把钥匙，摸摸锁还可以，要想打开、窥其堂奥，便成为一种不可能。
这一百多年来中国现代哲学的成绩如何，亦即输入西方哲学与整理传统思想的成绩如何，已有人总结了。
第一份总结报告，就是蔡元培先生1923年发表的长文《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这篇文章发表的时候，正值“中国现代哲学”的萌芽期。这篇文章认为在当时中国“还没有独创的哲学”，所以严格地讲“中国之哲学”一词不能成立，要讲只能讲“中国人与哲学的关系”。文章把当时“中国人与哲学的关系”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西洋哲学的介绍”，另一方面是“古代哲学的整理”。
第二份总结报告，是郭湛波先生1935年出版的《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一书。该书认为“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发展的第一阶段以“尊孔”与“排斥西洋之思想”为特征；第二阶段以“工业资本社会思想输入”与“崇拜科学及西洋文明”为特征；第三阶段“以马克思体系的辩证唯物论为主要思潮”并以此来“反对”第二阶段“工业资本社会的思想”。这是一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总结报告，其中当然是以现代哲学为主体。
第三份总结报告，是贺麟先生1945年出版的《当代中国哲学》一书。该书除论及“时代思潮的演变与批判”、“知行问题的讨论与发挥”外，主要的两章，一就是“西洋哲学的绍述与融会”，二就是“中国哲学的调整与发扬”（他原来的顺序是倒过来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考察胡军博士的《道与真——金岳霖哲学思想研究》一书，著者发现这本书几乎就是有关中国现代哲学之成绩的第四份总结报告。如果说前三份是宏观研究，这一份就是微观研究；如果说前三份是把“西洋哲学的输入”与“固有思想的整理”两项工作分开论述，则这一份就是合并来论述的。这样做有相当的难度，没有西方哲学的修养，可说是寸步难行。
该书是一种微观研究，是一种把“西洋哲学的输入”与“固有思想的整理”合而论之的研究，则这部书便一方面要深入细致地分析金先生形而上学、知识论、逻辑学等理论体系，揭示其内在理论结构，剖析其基本概念或基本命题，评论其得与失；另一方面亦必将金先生之哲学放到西方哲学史与中国哲学史的大背景下，考察其理论渊源及思想特色，核定其在西方哲学史上之地位以及在中国哲学史上之意义。前一步工作本身就不易，后一步工作更是难上加难。因为这后一步工作是“临时抱佛脚”抱不来的。
该书最大功劳，是能够清楚地揭示出金岳霖哲学存在的问题。如“归纳”一章认定金先生对“归纳原则”的先验性的“规定或辩护是不成功的，比起罗素对先验性的解释来充满着更多的困难”，认为金先生“没有真正解决归纳理论问题”。这一结论也带有“釜底抽薪”的性质，因为“归纳原则”是金先生知识论的根本支柱，抽掉这根支柱，他知识论的大厦随时都有坍塌之危险。再如“真”一章认定金先生“混淆了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之间的界限”，同样一针见血。不要以为这是一个小问题，恰恰相反，这是一个根本重大的问题。“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之间的严格区分，是西方哲学最为古老的“教条”之一，不仅逻辑实证论的发展以此为基础，全部西方哲学的发展几乎都以此为基础。如果把它们的界限混淆，不仅会误解中国哲学，更可能不可饶恕地误读西方哲学等等。
哲学的使命其实主要的是在提出“问题”，而非给出“问题”的答案。能够给出“问题”的答案，固然是好；没有给出答案，但已揭示出其中的“问题”，也已足够资格享有“哲学家”之名。
《道与真——金岳霖哲学思想研究》
胡军著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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