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长江三峡工程是世界上最宏伟的水利水电工程之一。从开始提出三峡工程设想，到三峡水电站第一批水轮发电机组发电，已历经漫长的85年。这既是一段风风雨雨、艰难周折的历史，也是一段轰轰烈烈、发扬中国人民伟大创造精神的历史。我作为三峡工程的参与者之一，有责任把自己经历过的一切以及有关三峡工程的人和事写出来，奉献给所有关心三峡工程和为三峡工程建设出过力、做过贡献的人们。
伟大的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早在1918年制定的《建国方略》第二部分“实业计划”中，就提出了建设长江水力发电工程的设想：“当以水闸堰其水，使舟得以逆流而行，而又可资其水力。”“分级坝堰，改善航道，壅流发电。”
在抗日战争时期的1944年，美国大坝专家萨凡奇先生对我国三峡地区进行了实地考察。后来，他写出了《扬子江三峡计划初步报告》。报告提出三峡坝址可选择在南津关上游2000米处，水库正常蓄水位200米，发电装机容量1065万千瓦，万吨轮船直达重庆。不久，日本投降，蒋介石发动内战，“萨凡奇方案”当然没有继续进展下去的可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1953年2月，毛泽东主席乘坐“长江”号军舰，从武汉至南京，顺流而下。毛主席听取了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关于治理长江的汇报。在讨论防洪问题时，毛主席说，费了那么大的力量修支流水库，还达不到控制洪水的目的，为什么不集中在三峡卡住它呢？毛主席还谈到南方水多、北方水少，能不能从南方借点水给北方的问题。孙中山先生设想的长江水利工程是把发电和航运放在重要位置，而毛主席的设想更为全面，他把防洪和南水北调的构想也提出来了。
1954年，长江中游发生了特大洪灾，虽经党和政府组织人民奋力抗洪，减轻了洪水灾害造成的损失，但是受灾人口仍达到1880万人，武汉市被淹没了1／3。这是一堂活生生的教育课，使人们更加认识到修建三峡大坝防御洪水，以保全武汉市以及长江中下游两岸安全的重要性和迫切性。1956年6月，毛主席在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陪同下畅游长江，填写了《水调歌头·游泳》这首广为传诵的词作，其中写道：“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这进一步表明，在1953年以后毛主席就一直有建设三峡工程的设想。
1958年1月，中共中央在南宁召开工作会议。在会议过程中，毛主席听取了三峡建设问题的汇报。当时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主张“先修三峡，后开发支流”，理由是三峡水利枢纽具有防洪、发电、航运等综合效益；而另一种观点主张“先支流、后干流”，也就是先在长江支流上兴建水力发电工程，后建设三峡工程，理由是三峡工程规模过于巨大，不是当时国力所能承受的。南宁会议以后，毛主席提出对三峡工程要采取“积极准备，充分可靠”的方针。“积极准备”，表示毛主席仍支持建设三峡工程；“充分可靠”，说明他也看到了三峡工程的浩大及其复杂性和艰巨性。这时，毛主席把三峡工程的事情交给周恩来总理处理，要求周总理每年至少过问4次。
我认为，当时两种不同观点之争，还是属于对工作的不同看法和不同意见的争论。如果上三峡工程，国家势必集中有限的财力投入三峡，再无力进行其他水电项目的建设。单纯从发电角度看，“先支流、后干流”的观点有一定道理，但是忽略了三峡工程对长江中下游的防洪作用，没有充分认识到这是其他支流电站所不能替代的。1998年长江中游特大洪水再次证明，兴建三峡工程对于大幅度提高长江中游尤其是武汉地区的防洪标准，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1958年2月，周恩来总理和李富春副总理率领100多位中外专家、学者以及国务院有关部委和湖北省的领导同志乘“江峡”号轮船，逆流而上，就三峡工程问题进行实地考察，并在轮船上召开了现场会议。与会者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会议的结论是：“三峡必须搞，也能够搞”。同时决定先上汉江中游的丹江口水电工程，因为汉江洪水也直接威胁武汉市的安全。同年3月25日，在成都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通过了由周恩来总理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为三峡工程定下了基调。《意见》指出：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个方面考虑，三峡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但是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及何时开始建设，要待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作出决定。《意见》提出，三峡大坝的正常高水位应当控制在200米，同时还应当研究190米和195米两个方案。周总理还特别指出，建三峡工程必须保护重庆，并尽可能减少四川地区的淹没损失。成都会议结束后，毛主席又于3月29日乘“江峡”号轮船由重庆顺江东下，30日经三斗坪时，毛主席在甲板上视察了大坝坝址和地形，并与陪同视察的王任重、林一山等同志讨论兴建三峡工程的规划。同年4月，成立了三峡科研领导小组。6月，在武汉召开了三峡工程第一次科研会议。从此，三峡工程进入勘测设计和方案论证的阶段。
在灾难深重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周恩来总理也没有忘记三峡工程。1970年12月24日，周恩来总理亲自给毛主席写报告，建议中央同意修建宜昌葛洲坝工程作为三峡工程的实验工程，以便锻炼队伍，积累经验。毛主席亲笔批示：“赞成修建此坝。”但是毛主席对修建葛洲坝工程不无担心。他写道，“兴建过程中将遇到一些现在想不到的困难问题”，“那时，要准备修改设计”。正如毛主席预料的那样，葛洲坝工程进展并不顺利，主要原因是工程施工质量不合格，因此被迫停工。为了使葛洲坝工程重新启动，周总理指定林一山等组建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修改设计和施工方案，同时组建了葛洲坝工程局担任施工任务。1974年10月，停工22个月后的葛洲坝工程正式复工，此后工程进展基本顺利。1981年1月大江截流成功，7月第一台机组发电。到1988年12月葛洲坝工程全部建成，装机容量271.5万千瓦，强大电力送往华中和华东地区，有力地支持了这些地区用电的需要。葛洲坝水利枢纽中还设有三线单级船闸，使长江航道通行无阻。这样，在万里长江干流上，第一座大坝和电站就诞生了。它为后来的三峡工程建设培养了大批施工和管理人才，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经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祖国大江南北。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建设三峡工程又提到党和国家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了。1983年3月，水电部提出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正常高水位拟定在150米。同年5月，国家计委对可行性报告组织审查。1984年4月，国务院批准“150米大坝方案”，三峡工程开始启动，并进行施工的前期准备工作。
三峡大坝150米方案，发电装机容量1200万千瓦左右，有140多亿立方米防洪库容，对长江中游和武汉市有一定的防洪作用，但航运方面只能改善四川涪陵以下的航道。就在这个时候，重庆市向中央写了报告，认为150米方案对重庆港及其附近的航道没有改善，不能满足改善航运的要求，而且泥沙淤积还可能造成不利影响，提出把三峡大坝正常高水位提高到180米。
决定三峡工程命运是在1985年1月19日，这是一个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邓小平同志在参加建设广东大亚湾核电站有关合同签字仪式后，详细询问了三峡工程的情况。我当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组长。小平同志听完我的汇报后指出：“三峡是特大的工程项目，要考虑长远利益，我们应该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些好的东西。”“低坝方案不好，中坝方案是好方案，从现在即可着手进行。”当谈到三峡移民要实行开发性移民方针时，小平同志说，“现在的移民方针对头了”，“100万移民也有办法安置，可以发展乡镇企业，也可以搞第三产业，还可以发展旅游”。针对我说“正在考虑成立三峡行政区，用行政力量来支持三峡建设，做好移民工作”时，小平同志讲，“可以考虑把四川分为两个省，一个以重庆为中心，一个以成都为中心”。
为了推动三峡的开发性移民工作，1985年3月，国务院成立了三峡省筹备组。1986年5月，三峡省筹备组改建为国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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