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兴起崇尚考证的治学倾向。这一倾向的形成原因非常复杂，如乾嘉学风的影响、对以前各种假大空理论幻象的反思，对缺少深刻思想的当下学术环境的心理补偿等，但还有一点尚须留意，那就是考证学风的盛行很大程度上源于学人自觉与理性的选择。
一般来讲，思想理论是从历史材料或当代事实中升华出的某种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其价值自然高于单纯的材料事实。但思想理论既是规律性的东西，便带有某种共性，前人特别是那些思想大师已经阐述过的命题，后人如果没有艰苦卓绝的学习辨难和必要的天赋悟性，就很难有真正的突破，做一个思想家有太多的难处。而历史材料则无穷无尽，不断更新，只要努力，即使是普通人也会有独到的发现。当年汤用彤先生解释自己选择史学考证而非哲学研究的原因时说：第二等的天资，老老实实做第二等的工作（即从事历史资料考证等工作，而不挂上什么流派的牌号），可能产生第一流的成果。如果第二等的天资，做第一等的工作（建立体系），很可能第三等的成果也出不来。（任继愈《汤用彤先生治学的态度和方法》，《燕园论学集》第45－4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以汤先生的天资，还只选择了“第二等的工作”，对于大多数普通学人来讲，以考证为安身立命的本钱就不足为奇了。
考证虽然容易体现学人的才力和价值，但是并非所有的考证都兼具才力、富于价值。有些考证只见笨力不见才识；有些考证徒炫新奇，缺乏意义，其成果一钱不值，凡此种种，算得上是一种变质走形的“垃圾”考证。“垃圾”考证古已有之，如汉儒训一词可至十几万言，清代大考据学家毛奇龄对苏轼“春江水暖鸭先知”的诗句，也闹过“水中之物，皆知冷暖，鹅也先知，怎说是鸭”的笑话。今人的某些考证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有人亲自跑到江苏省苏州市西枫桥镇，在枫桥石缝中找到了一株小小的枫树，从而考证说唐代诗人张继《枫桥夜泊》中的“江枫渔火对愁眠”是实景描写。有人考证杜甫到底患的是肺气肿还是糖尿病？有人考证杜甫吃了几斤牛肉会胀死？有人考证某作家的爷爷的小老婆的名字……在笔者看来，这些大多属于出力不讨好、缺少价值的“垃圾”考证。
有人以为，无论考证何事何物，只要它们是过去曾经发生过的，就都自有其历史意义和价值。持这种观点的人可能混淆了“过去发生的事物”和“历史”之间的区别，并非过去所有的一切都能构成历史、进入历史的视野，历史不是过去了的生活全貌。比如某人的小狗在公园里拉了泡尿，大街上驶过了一辆卡车，半空中传来一声鸟叫等，它们虽然也是发生在过去时空的原生态事物，但都不能说它们具有了历史的价值。按照刘子健先生（参其《两宋史研究汇编》）和多数历史学家的看法，所谓历史，只是比较可信的一种记录，一种经过价值观过滤了的真实，这种记录能使人思想活跃，对事物能够多角度的对待，不致轻信盲从。
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中曾花相当篇幅考证杨玉环入宫前是否为处子的问题，被有的专家讥为琐碎无聊，但陈先生的考证里牵涉到一个“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朱熹《朱子语类·历代类三》）的深层种族问题，所考材料甚小而历史意义甚大。学者考证时最好能够审慎地选择命题和材料，即使不能做到像陈先生那样的以小见大，至少也应该体现出一定的历史价值，切勿为新而新，拼命从旮旯里挖掘所谓的新东西，陷入垃圾材料和无意义的陷阱中去。这让我忽然想起一个在网上看到的笑话来：午饭过后，杂货店老板接连满足了两个向他讨要牙签的乞丐，他正感到奇怪，又跑进一个满头大汗的乞丐，向他讨要一根吸管，老板忍不住问要吸管何用？乞丐回答说：“拐角处有人呕吐，稠的已被前两个乞丐用牙签挑走，现在可只剩下稀的了。”
过去发生的一切有许多类似那个笑话里的“呕吐物”，已然是一堆废料和垃圾，虽然不排除变废为宝的可能性，但学人若都去做那种向废料和垃圾中讨生活的精神乞丐，总难算是学界之福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