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吉林省东部长白山区，有这样一位山村女教师：她每月拿300元工资，每天绕过4个山头，趟过5道小河，往返34公里山路去任课。7年间有31名孩子从这里走出深山。山民们亲切地称她是“长白山的女儿”。她就是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珲春市果树小学女教师马宪华。
那还是1996年7月的一天，果树新村人称“老村长”的汪贵忠跑到教育局告急：“我们村有12个孩子到了上学年龄，可四周的小学都够不上，给我们派个老师吧！”他又说：“老师的工资我们出，不过，我们那儿穷，每月只能出300元。”
果树新村是20世纪90年代初由各地20几户农民到这里承包果园建立的，地处深山，离最近的小学也有8公里，孩子上学成了山民的一块心病。
“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不能有死角，必须派教师。”可派谁去呢？局里把目光定格在新地方小学任教的马宪华身上。理由有两个，一是这所学校可以抽出一个人来，二是马老师人品好，朴实能干。
马宪华得知局里的安排也想得很多：到果树新村，一天要跑34公里，儿子要上小学了，如果在原校教书，每天带他一起上学很方便；丈夫还承包着20亩地，家里真是没人照顾孩子啊！丈夫劝她说：“一个女人家，一天跑几十里山路，能行么？”可马宪华老觉着大山里那12双眼睛正眼巴巴地瞅着她，她最后决定说服丈夫，到果树新村任教。
1996年8月25日一早，马宪华骑了两个小时的自行车来到果树新村，村民们早早在村口迎候。教室设在果农汪贵忠腾出的一间25平方米的土坯房里，12名6到10岁的孩子整整齐齐地坐在教室里。
这是第一堂课，也是简朴的开学仪式。马老师只说了一句话：“同学们，只要你们想上学，我就一定不离开你们。”这是一个农家女对大山的承诺。说完这话，她眼里已噙满泪水。
长白山区的冬天一片银色，时常是风雪怒号，寒风刺骨，雪层常常没过膝盖。每逢这样的天气，马老师或是推着自行车走，或是干脆把车埋到路边的雪堆里，连滚带爬地赶到学校。有一次，她摔倒在雪窝里，实在爬不起来了，就坐在雪里哭，眼里分不清是泪水还是雪水。
山里的春天是美丽的，漫山遍野的金达莱悄然绽放，可对马宪华来说，这却是最艰难的时候。她要趟过的5条小河还结着冰凌，时常把双脚冻得发麻，趟过河后要坐下来把脚揉热乎以后再走。马老师更怕“桃花水”下山，那水特别急，她经常骑自行车猛冲过去，可有时冲得过去了，有时就连人带车摔在河水里。所以她通常准备两套鞋和衣服，万一摔倒了，能换上干爽衣服给孩子们上课。马宪华在果树小学任教7年，没有误过学生的一节课。
村民们心疼这个“闺女”。有一天突降暴雨，果农张华东把自家小拖拉机“突突突”开到学校：“马老师，用‘小三轮’送你回家吧。”这种事情常有。每天早晨，马老师的讲台上都会摆着一个经过挑选的最大最好看的苹果梨；秋天，她的书桌里也总是被一兜兜苹果梨塞满。这都是孩子们悄悄干的。
自打大山里有了这个“最小的学校”，有了马老师，果树新村平添了许多生气。果农们最爱看的是每周一早晨的升国旗仪式。随着太阳升起，孩子们把右手高高地举过头顶，没有音响，没有伴奏，马老师和孩子们高唱国歌亲手升起鲜艳的五星红旗。此刻，马宪华、孩子们和乡亲们的心中别提多舒坦了。
风里来，雨里去，7年间马老师把31名山里娃从一年级教到三年级，然后由市里统一转到市一小或相邻的小学继续读四年级。过去，村里的孩子到8岁还上不了学，如今，果农们把6岁的孩子也往马老师那里送。王俊杰今年6岁，父母送他上学时连数都不会数，家长说：“不行就算了吧。”马老师笑笑：“把他交给我吧。”她把沙果、李子和杏一个一个摆到桌子上，手把手地教他。现在，王俊杰已经能算20以内的加法题了，生字能认100个了，期末语文成绩94分，数学得满分。近年，马老师教的学生，转到其他小学成绩都不错。
李美娜是个朝鲜族小姑娘，插班时不会说汉语，马老师就利用午休和放学时间一句一句教她。现在，小美娜的汉语已经说得很流利了。李美娜的家离学校3公里，正好是马宪华每天上下班经过的村子。马老师就每天用自行车带着她，一直坚持到那个村通了公共汽车。
作为教师，马宪华说：“我对于所做的一切不后悔，感到值得。”然而，作为一个母亲，马宪华觉得欠儿子的太多了。儿子过10周岁生日，头天说好了下班后给他买个大蛋糕。可第二天给学生补完课回到家，才发现把买蛋糕的事忘得一干二净。她不顾丈夫的劝说，骑上自行车就到离家有好几公里远的地方去买蛋糕，回到家已是晚上9点多钟了。她说，儿子的那个生日我们全家都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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