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来，“思潮”以及与思潮相关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逐渐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新近出版的张俊才、李扬先生合著的《二十世纪文学主潮》（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8月出版）一书，努力从概念的厘订入手寻求突破，使这一领域的研究又有了切实的进展。
“思潮研究”，理所当然地应该对“思潮”这一概念作出切实的具体的把握。然而，以往的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研究却基本上不对“思潮”的具体内涵作明确的厘定，似乎“思潮”所指涉的对象及其疆界是不言自明的。但表现于研究成果中却是各家有各家心目中的思潮。于是，有的思潮史过分单薄，实际上只是文学运动史；有的思潮史却过分臃肿，实际上是别一体例的文学史。而不论哪种思潮史又常常在不同的层次上混用“思潮”这一概念，其中既有五四文学思潮、左翼文学思潮之类内容，也有现实主义思潮、浪漫主义思潮之类内容。阅读这种思潮史，你难以理清上述各种文学思潮之间究竟呈现出什么样的结构关系，也难以把握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思潮演进的清晰流程。概念使用上的过度随意，说明“思潮研究”尚未上升到自觉的本体的层次。针对这种状况，《主潮》一书的作者认为文学思潮的研究必须在下述两个层次上同时展开：一个是“主导思潮”（即该书所说的“主潮”）的研究，另一个是“具体思潮”的研究。前者关注的是特定时代的文学和社会、历史、政治、文化之间的生成和体现关系，试图解答的是文学何以这样发展而不是那样发展；后者关注的是“主潮”主导下的各个具体文学思潮的文学思想和创作追求，试图探究的是这些具体的文学思潮是以怎样的方式和形态感应着抑或是校正着文学主潮的要求。在此基础上，作者对何谓文学“主潮”也作出了富有创意的界定：“文学主潮并非指同一时代内平行的诸种文学思潮中最主要的一种，而是指那种由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所决定的并主导着一个时代文学的总体风貌的文学思潮。”应该说，著者对文学“主潮”概念的界定是颇有见地的。因为，倘若我们把同一时代内平行的诸种文学思潮中最主要的一种视为“主潮”，那么谁都不会否认现实主义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主潮。但面对20世纪不同时段中国文学的巨大差异，现实主义主潮说的诠释功能无疑是近于无效的。正由于注重从“思潮”这一概念的厘定入手谋求突破，《主潮》一书在如下两点上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首先，著者依据自己的文学主潮观，从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脉流中概括出如下七种文学主潮作为全书论述的主干：1、世纪初的“新民”文学主潮；2、“五四”时期的启蒙主义文学主潮；3、30年代的革命文学主潮；4、40年代的救亡文学主潮；5、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化文学主潮；6、80年代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文学主潮；7、世纪末：走向多元共生的时代。该著对20世纪中国文学“主潮”的这种概括和命名，既吸收了近年来思潮研究的共识，又有著者独到的思考和判断。例如，著者不用“维新”、“改良”之类政治语汇而用“新民”二字命名世纪初的文学主潮，不仅更切合当时文学主潮的基本精神，而且可以见出世纪初文学与五四文学之间的历史联系；著者不用“新启蒙主义”而用“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命名80年代的文学主潮，特意彰显出80年代中国文学的“社会主义”语境，无疑比强调“与五四接轨”的“新启蒙主义”的命名更中肯；总之，20世纪中国文学“主潮”的研究一直没有清晰的思路，该著的出版使这一状况得到了根本性的改观。
其次，著者坚持“思潮”即“思想之潮流”的观点，因此《主潮》一书不仅论述了有关主潮的主张和实践，而且论述了与该主潮相关的文学思想。而所谓“相关”，既指对主潮的呼应和支撑，也指对主潮的校正或反拨。循此思路，著者采用了总体性的文学“主潮”与具体性的文学“思想”之间互证互判的研究方法，既坚持在“思想”的多声部喧哗中突出“主潮”的存在和意义，又注重以“主潮”的正误为参照评述“思想”的得失和价值。例如《主潮》一书在论述了“30年代革命文学主潮”的主张和实践后，不但以其理论代表瞿秋白的文学思想来丰富其内涵，而且对当时和“左翼文学”成鼎足之势的“现代派”、“京派”的文学思想也做了对比阐释。这样，既深化了对“革命文学主潮”的研究，又在对比阐释的张力中获得了对“现代派”和“京派”文学价值的新发现。著者指出：30年代的现代派诗人的共性是“以文学人生中的先锋来平衡社会人生中的落伍”；而京派作家对“纯正”、“和谐”、“恰当”等审美原则的强调，则不仅纠正了左翼文学观念的偏狭，而且在现代审美活动中“为继承和转化‘传统’提供了一种更切近‘传统’文学的神髓因而也是更有价值、更有意义的思路。”
总之，《主潮》一书对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的研究，不论在理论框架上还是在研究方法上都有所突破，而这种突破又源自于对“思潮”这一概念的厘定。换言之，著者学术研究上的进展首先得益于严谨扎实的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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