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媒体在对一些庸俗书名进行讨论，《拯救乳房》的作者在遭到抨击时说，自己的书名是妥协于出版社的结果，这“妥协”可以理解，但不可以同情。
书名问题，其实体现了一个作家的责任。一个高雅的书名，令人赏心悦目，一个庸俗的书名，则让人恶心。书店是公共场所，倘若书架上的书名俗不可耐，对环境是一种污染。时下，经济大潮也冲击着文化领域，作家的日子很不好过，出书难人所共知，书商左右着作家亦是不争的事实。但为了一部书问世，置社会负面影响于不顾，我们不禁要问一句：文人的风骨那里去了？
文人是应该有点风骨的。具有这种风骨的文人，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少见。朱自清先生在生活极度艰难时，宁可饿死也不接受美国人的救济；梅兰芳蓄须明志，坚持不给日本人唱戏；20世纪40年代，卞之琳先生在国外写了一部七八十万字的长篇小说，表现抗战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心态，回国后发现国内文学创作要写工农兵，不写小资产阶级，但是他并不随波逐流，把自己经营几年的作品付之一炬。这些中国文人的风骨，今天怎么倒在已没有温饱顾虑的文人身上丧失了呢？
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一个有风骨的文人，是不会让出版社把书名改得低三下四、令人作呕的。就生存角度来说，作家日子再不好过，也不至于像《红楼梦》作者在民间写作时那样艰苦窘困吧？再者，《拯救乳房》的作者是有一定知名度的作家，你自己不“妥协”，别人又能把你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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