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陶军先生从军南下武汉中原大学参加教育学院政治系的创办工作并任该系主任兼俄语系系主任，讲授哲学、国际关系史和国际问题等课程。其后又在华中师范学院政治系、历史系、化学系、生物系讲授以上课程和给师生作国际问题和政治理论的报告。授课之余先后出版《辩证唯物论简明教程》等、主编了《当代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等，合作翻译《印度社会》并注释《邓拓诗词墨迹选》，发表多篇哲学、教育学、国际政治乃至文学方面的论文。70年代末恢复工作后，被聘为哲学教授、硕士生导师，当选湖北省哲学学会会长和伦理学学会顾问，华中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陶先生又不只是一位学者，他于1951年作为中南军政委员会代表，参加了接收私立华中大学的谈判。而对这所大学满口英语的校长和专家教授，他以自己的诚意和学识赢得了人心。此后，他先后担任了华中师范学院主管教学、科研的副教务长、教务长、副院长兼党委常委，肩负着这所学校学术建设的重担。到1984年改任华中师范大学顾问兼党委常委，次年又兼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编辑。这些行政职务，使得他不可能只专注于个人学术研究，更不可能加意扶植自己研究的学科或专业，尽管他愿意“一生要当两生过”。在他心目中占头等重要位置的，是关系到这个学校命运前途的教学和科学研究的整体建设和发展，“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况乎职务责任所在！
并校之初，陶军先生竭力使原有的一批专家充分发挥其学术专长，鼓励他们出科研成果，并参与培养青年教师。1961年起，在他的指导、组织下，经过两年的各系摸排，在院和系室双边的反复讨论、试行、修改、提高并吸收复旦大学等单位的经验之后，于1963年12月出台的学院“十年师资培养规划”的主要对象是当时全院的500余名青年教师，作为培养的过程和方法，规划要求青年教师在业务上过“五关”，即基础关、教学关、中学关、外语关和科研关。他还提供青年教师拜老教师为师，“固定师徒关系”，以提高业务能力。在罕有外籍教师的当时，他安排韦卓民先生等老教师给外语系青年教师上英语口语课。经过文革前17年的师资培养，华中师范学院基本形成了有老中青成梯队的教师队伍。
他不反对变革和创新，但他强调“敢想、敢说、敢做，必须建立在科学基础上”，反对“两个月编几十教材”，认为那“简直是对科学的无知”，反对那种“说大话、唱高调、无计划，献礼思想严重、表功心切”的“搞科研”。正因为在文革以前的十几年间，陶军先生和高教界众多被置于这个极其困难的岗位上而有原则、不苟且的先贤，由于笃信科学的不可战胜性，坚守自己的信念和阵地，在有远见的各级领导人支持下，勒定章程，照章办事，竭力使学校远离政治运动化的歧途，走上制度化轨道，中国大学教育教务才有了走出那段教育试验期的希望。
到20世纪80年代，《俄汉大词典》的编纂告成和俄语系的设立，证明了陶军先生在60年代初俄语专业停止招生后坚持保留部分俄语师资以待后起的远见卓识。同时，他通过在校外、省内外的多次宣讲和发表论文，报告了他在任中国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副代表期间访问、考察法国各类学校尤其是高等师范学校的研究成果。时及暮年的陶军先生为发展人民的教育事业作了又一次努力。几堆高可盈尺的文稿，又记录了陶军先生的学术人生。
他常说，知识的积累是做学问的关键。他除了平时注意购买新书，还在家里长年订阅着十余种中英文学术性和知识性的报刊。他不仅注意国内外社会科学的研究动态，也关注着自然科学的发展状况和动向，加上具有高校工作的丰富经验，因此，具有广博的知识面既是从事哲学研究的必备品质，也是他治学的显著特征。
直至年及古稀的陶先生思想之树依然常青。还在上世纪60年代初的哲学课中。他就把量子和学等科学新成果用于哲学观点的论证。到80年代，学界风气为之一新。有感到新的系统理论（新三论）对于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方式和途径的影响，他在题为“哲学偶得”的笔记中，对“概念工具的陈旧和增强哲学理论工作的活力；新科技革命的要求和知识结构的变化及哲学的现代化；控制论的发展与哲学的变革；马克思主义哲学、文艺学、美学的方法论”等等作了多角度的活跃思考；他问道：“反映论能够全面说明人类真实的认识过程吗？”“对立统一是否继续作为现代辩证法的核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问题已经进入他的思考范围。
回顾起来，陶军工作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和改革开放之初，是一穷二白的中国呼唤她的儿女自我牺牲的时候。对此，他用年华、心血和才干做出了忘我的回应。这个回应是热烈的，义无返顾的，这个回应又是冷静的，不随波逐流的。他把大半生奉献给了人民的教育事业和学校的发展，一代代青年学生的成长和学校的成就是对他最好的慰藉和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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