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锡琛在《湖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撰文指出，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应对灾变的养德调心智慧，具体包括：1、任力自强，尊道贵德。墨子强调“任力”，反对消极听从于命运；儒家更是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道家提出“无为而无不为”，反对主观蛮干，强调应顺应自然规律，以达到“无不为”的自由境界。它启示人们：一切事物包括病患灾变皆有其产生的内在规律，人类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认识其原因和规律，以科学的态度遵循规律，便能防范灾变，化险为夷。2、安时处顺，因变不惊。努力保持乐观，减少忧愁是应对灾变的精神良方。同时，以平静、超然的理性态度立身处事，可以帮助人们超越情感的羁绊，豁达直面灾变，勇敢承受磨难。3、扶危济困，助人安己。这对遭受灾难者是一种有力的安慰，同时，这种关怀行为必然会使对方受到感动、感染、感化，引起相应的积极情感和行为，形成人际的良性互动。4、祸福相倚，成败相因。中国先哲认识到，世界是变动不居的，应该以发展的眼光看待眼前的祸福成败，所谓“否极泰来”，“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即为如是。
黄颂杰在《河北学刊》2003年第4期撰文指出，真正的西方哲学体系的形成当以本体论的确立为标志。由此形成了“实体主义”的思维方式。对实体的追求最终必定导致“神”、“上帝”的观念。基督教与西方哲学在本体论上的追求和实体主义的思维方式直接有关。对近代哲学的理解不能局限于唯理论与经验论之争，更应看到形而上学与对形而上学的怀疑、反对之争。有休谟的怀疑论才会有康德的批判哲学。19世纪中叶以来，现当代哲学家一直是在对以往的传统哲学进行批判中寻求新的道路，他们认识到，二千多年来哲学家们力图通过认知的途径建立一个圆满的知识和真理的体系，给本体论认识论问题以最终解决，也为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制定理想的统一模式，即为人类复杂繁多的生存实践活动制造一个统一的思想框架，这条路已走到了尽头。
周晓虹在《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撰文指出，在西方社会学160多年的发展中，一直存在着社会唯实论和社会唯名论两种对立倾向：前者认为，社会是由个体组成的，但是社会一旦形成，作为一个整体它具有先前的个体所不具备的突生性质；后者则认为，个体是最为重要的实体，而社会不过是一个虚幻的存在物，其基本的性质是由个体的性质所决定的。在经典社会学时代，这样一种对立的普遍存在，既造成了社会学家之间的巨大鸿沟，又成为推动社会学发展的内在动力。而这种对立和动力至今仍存在于宏观社会学和微观社会学的分歧之中。
李步云、刘士平在《法学研究》2003年第4期撰文认为，法与法律意识的相互作用及其矛盾运动，是法存在与发展的基本矛盾之一。法律意识的本原是而且只能是法律现象。法律意识的独立性，既相对于法律现象，也相对于除法律现象之外的其它现实的社会关系。培养法律意识的目的，主要是依靠一种进步的与科学的法律意识作为指导，形成正确的法概念，制定出一套好的法律规范与原则，建立一套好的法律制度，保证法律在实际生活中得到最有效的执行与遵守，使法的作用得到最有效的发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