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已经融入到整个工程当中”

记者：您在国外留学时接触过航天技术吗？

袁：根本接触不到。因为那时候这些东西全都是保密的，他们都很警惕。我只能做一些理论研究和软件方面的工作。

记者：从2000年到2002年，也就是您刚刚接任飞船总指挥的时候，恰恰是飞船遇到挫折最多的时候。

袁：那时候我感觉真的寸步难行。第一个是“神舟”二号任务发射期间，火箭系统出了些麻烦，当时想可能会影响发射。因为那时飞船和火箭已经总装到一起，准备转运了，飞船有可能会受到影响。我作为飞船总指挥，首先要稳住自己队伍的阵脚。虽然是火箭系统的事，但也都是整个载人航天工程的事，飞船系统应该全力以赴配合做好工作。所以我们马上就把队伍组织起来，大家一起分析、计算，看看飞船是不是受影响了，有没有不可解决的问题，尽量给火箭系统创造一个很好的气氛，让他们集中精力解决问题。

记者：大家互相很支持。

袁：这是我接任飞船总指挥后遇到的一件比较大的事情。应该说，从这件事上看，大家已经融入到整个工程当中，不分你我，出现问题后能够站在整个工程的立场上考虑。

记者：从“神舟”二号到“神舟”三号，飞船的技术状态实现了一个很大的跨越。您觉得当时最难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袁：“神舟”三号的跨越很大。当时提出来要与载人状态一致，这个目标对我们来说还是比较困难的，必须把所有的薄弱环节都解决好。我们清理这些薄弱环节的时候，觉得伞系统是个薄弱点。飞船从太空返回的速度每小时上万公里，要慢慢减速，最后实现软着陆，伞系统是最关键的。那时候我们的备份伞还没有装上，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好，“神舟”三号就没法保证与载人状态一致。所以从“神舟”二号打完，2001年1月17日开始，我就一直在想这件事情。那时马上要过春节了，我根本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天天都在想。伞系统的试验很难做，全是户外试验。返回舱分离可以在北京的空投试验场做；要考核开伞程序、反推发动机等大的试验，要到发射场这边来做，需要用大型的货运飞机，把整个返回舱空投下来。这样还是和实际情况有很大的差距，因为飞行条件不一样。为了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又请来了全国搞伞的专家，像科学院、大学、研究所等等，他们也热情帮助我们。

记者：之后就是“神舟”三号飞船进场。

袁：对。可是谁也没想到，“神舟”三号飞船进场第四天，就发现穿舱插座问题。这个事情非常严重。因为整个飞船三个舱有七十多个这样的插座，如果全部要换，整个就等于重新来过。这对我们来说确实是雪上加霜。因为这还牵扯到飞船开大底的事情，很危险。而且要在飞船那么小的空间里操作、换插座，风险很大。后来做了一些调查研究，10月25日那天，上面决定推迟发射，重新设计生产。

记者：您当时是怎么想的？

袁：作这个决策是非常正确的。

记者：当时许多人不太赞成撤场。

袁：撤场这对我们的整个队伍来说，都是一次很大的冲击，许多人都不想这么做。因为当时不光是“神舟”三号，“神舟”四号也在研制，而且组装已经基本完成了。在这种情况下队伍出现反复、整个工作出现反复，人员思想波动也很大。

记者：其实这对我们整个工程也是一件好事。

袁：对。经过这件事之后，大家跟以前大不一样了。无论是在发射场，还是在实验室，有什么问题，都会认真去对待、解决。这个思想非常重要，我觉得这件事情让我们的队伍清醒了，对载人航天工程是一个重要的跨越。因为在这之前，还发生过一件事情。那是8月26日，我们正准备“神舟”三号进场的事，结果发现飞船的返回舱出了质量问题。其实当初焊接的时候，工厂的检验人员已经发现有个地方焊错了。他们当时觉得问题不大，就没有上报，接着干下去了。虽然这个错误不影响使用，但不解决是不行的。

记者：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一个小小错误，往往会带来不可想象的后果。

袁：载人航天，人命关天。任何一点小的失误，我们都不能心存侥幸。载人航天工程是千千万万的人在干，必须让每个人都认识到工程质量的重要性。那一年也是我们整个队伍进步最快的一年。整个队伍对载人航天的质量意识、工作作风和工作的细致程度都上了一个大台阶。对我个人来说，也积累了不少经验，尽管承受了很大的压力，都挺过来了，后面的任务我们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记者：您是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困难挫折当中成长起来最年轻的一位总指挥，一定有很多感想。

袁：这是一种巨大的荣誉，也是一种责任。我们院百分之七八十是年轻人。在这种情况下，怎样能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把大家的聪明才智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形成一股合力，把工作做得更好，这是我作为一个指挥员首先要考虑的事情。“神舟”四号飞船没有出现产品质量方面的问题，说明我们的产品成熟了，大家协作关系也非常融洽，相互支持、相互帮助。

（详细内容见光明网www. gmw. com. cn首页） （人物素描郭红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