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古代文学博士生导师赵逵夫教授来说，2003年10月是个收获的季节：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正式设立，中国古典文献学、专门史博士授权学科也通过了全国第9次学位授权学科评审。至此，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拥有了11个硕士点、3个博士点和1个博士后流动站。成绩背后是艰辛，身为文学院院长的赵逵夫，面对学科建设上的重大突破，如何不心潮澎湃？
多年来在古代文史研究领域孜孜不倦的探索，使得赵逵夫义无反顾地担当起文学院学科建设与发展的“领头羊”，并以其丰硕的学术成果折射出中国古代文史研究领域璀璨的光彩。
赵逵夫教授是著名楚辞学家，对古代神话、《诗经》、汉魏六朝赋、宋前戏剧、敦煌文学以及汉简、帛书等，也有较深研究。他的研究成果受到了国内许多学者和日、美等国汉学家的高度评价。
赵逵夫的《屈氏先世与句王熊伯庸》一文，解决了屈原研究上两千年来一直未能解决的问题，多有发明，新见迭出，在楚辞研究上是一个重大突破。根据清代甘肃学者张澍辑的《世本》中的一段重要材料，利用文字、音韵、训诂、历史、文学、民俗等方面的知识，证明《离骚》中的“伯庸”即西周末年楚熊渠之长子伯庸，为屈氏的始祖。因其被封于甲水边上，为句王是西周末年“楚三王”之一，故其后以“甲”为氏。“甲”、“屈”皆见纽字，双声假借。《庄子》中称屈氏为甲氏，学者一直不明白其根由，至此始发其覆。他的这一成果有力地反驳了一些日本学者提出的新的“屈原否定论”，维护了作为伟大爱国诗人的屈原在中国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
赵逵夫由于在文献学和传统小学上的深厚功底，常常能在人们习见的材料中发现问题，“以此为突破口，展开全面的探索，获得历史性的结论”（汤炳正《〈屈原与他的时代〉序》）。汤炳正先生称其“独具只眼”，并且说：“前人尝说‘人人眼中所有、人人意中所无者，殆此类欤”。比如他的《〈战国策·张仪相秦谓昭睢章〉发微》论证《战国策·楚策一》中有一段同屈原的生平相关，其中“有人曰”以下一大段文字为屈原给他的支持者淖滑的一封信。这是自东汉王逸以来第一次发现屈原的佚文与有关文献。国际著名的楚辞学家、日本老一辈汉学家竹治贞夫教授评论此文“真是发微阐幽，开显千古之秘”。
赵逵夫深有感触地说，如果不是从研究先秦典籍和有关先秦文史第一手的材料出发，而只斟酌去取于别人的论著之间，是不可能有什么新的发现的；而如果不在音韵、文字、训诂、历史地理等方面下一番功夫，即使碰到有用的材料，也看不出价值，难以致剖璞见玉之效。他说：“我的屈原研究不仅仅是对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的考证，也是对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传统的肯定，是在阐述一种爱国主义体现在人格上的榜样。屈原那峻洁的人格、执著的追求、九死不悔的爱国情怀，体现了我们民族的力量和精神。”
伴随着楚辞学上“歌德巴赫猜想”的求解，赵逵夫又相继揭开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上的一个又一个未知方程。20多年来，他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史》、《文学遗产》等国家级刊物上发表论文百余篇，出版专著《屈原和他的时代》、《古典文献论丛》（中华书局）《屈骚探幽》（甘肃人民出版社）等。
赵逵夫教授在宋前戏剧的研究方面也卓有成就。《我国最早的歌舞剧〈公莫舞〉演出脚本研究》一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大量的材料和严密的论证，证明《宋书·乐志》所载《公莫舞》歌辞是从头至尾全篇为代言体的三场歌舞剧脚本。并对其人物唱词、舞蹈术语、内容、情节、主题及产生背景等作了深入细致的探讨，还发现了反映这个舞剧第一场表演情况的汉代漆樽画，这是我国最早的戏剧写真画。文章决疑正读、引证广博、结论坚实可信。
赵逵夫刊登在《中华文史论丛》、《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等的有关《诗经》的研究论文，解决了《诗经》的编集过程问题、编者问题，雅诗何以分为《小雅》、《大雅》两部分的问题，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他对银雀山汉简《孙膑兵法》进行了整理研究，使这部断残严重、已散失2000多年的典籍几近于原貌，代表了《孙膑兵法》研究的新水平。刊在今年《文学评论》第一期、《文学遗产》第一期上的关于汉赋研究的论文，同其他论文一样，反映了学术创新与严谨学风相结合的治学精神。目前，他正在全力以赴完成“西北师大科技创新工程”项目——“先秦文学基础文本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