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有学生，房间再大也没用，叠床架屋的不是一科一本的教材，而是以每一本教材为轴心的教辅书群。北京一位高三学生家长粗做一番清点，孩子共有近20家出版社出版的教辅图书60多册；而初一学生家长刘静兰也数了数，孩子入学不足一学期，已买了7家出版社出的教辅13册。
学生如此，教师手里的教辅也很可观。新教材一开始使用，任课教师的手里很快就有了新教辅。再看2002年全国书业的权威统计，中小学课本发行总销售85.98亿册，占图书发行总销售的53.5％。其中围着教材转的中学教辅即使无从统计，也不难估算。课本和教辅几乎成了占市场份额最大的书种，也是书业的一大中国特色。
新闻出版总署、教育部为了配合教材管理体制改革，2001年曾联手制定《中小学教辅材料管理办法》，其中有“除出书范围含教辅材料的出版单位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编印、出版发行供学生有偿使用的教辅材料”、“禁止将一切形式的教辅材料编入《中小学教学用书目录》”等规定。
事过两年，教辅图书在编写、出版的渠道上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可从一些街头现象管中窥豹：在书店或书市的展台上，各类、各色教辅图书铺天盖地，更加洋洋大观。扫一眼各种教辅来历出身，从国字号到地方社、从专业（教育）社到非专业社、从大牌名社到无名书坊无所不有。
应该说，由于多年的市场自然选择，过于粗制滥造、漏洞百出的教辅已不占主流。不是没有好教辅，有的教辅经多年打磨已经形成品牌，除了老牌的北京海淀出品，还有湖北黄冈的、苏（江苏）版的……有些甚至在市场脱销。但教辅图书中的病句、错字等“硬伤”仍比较普遍，科学性、常识性错误还是屡见不鲜。
更多的还是既无大错也无大用的“鸡肋”型教辅。北京朝阳区地理教研员韩磊说，教师手里的教辅一般习题类的较多，而老师们备课所需要的、能查找课程背景资料、为学生搭建知识网的高水平教辅还是太少了。
至于家长，对学校的指定教辅究竟有用没用更是心中无数，只是多数情况下，有用没用先买了再说。
一些没有教辅出版资格的出版单位为什么常年热衷出教辅？原因并不复杂：
——钱好赚。教辅图书市场的主体是中小学教师和学生，这个巨大的市场能带来高利润的道理早已尽人皆知。新课程所要求的综合性学习、研究型学习自然使教学双方、特别是学生的信息需求越来越大，又非网络能够替代，学生家庭会自觉把买教辅书的投资直接与学习和成绩挂钩，掏钱一般比较痛快，特别是由学校推介的。教育管理部门的一位官员透露，用地方垄断来推销本地教辅也比较普遍，本地教辅上不了《中小学教学用书目录》，还可以上“推荐目录”，再不行还可送书上门。
——书好编。辽宁教育出版社的编辑张国强说，由于教辅类图书要求出手快，出版周期相对短，一些非专业社为了不错过考前的档期匆忙上阵，有的把上一年教辅的知识点拆开，雇几个研究生抄抄剪剪，改头换面，好好包装一下，即可点石成金，卖个好价钱。
——卖好说。能够赚大钱的教辅并非都是优质教辅，因为只要市场“运作”得好，有好包装，有灵活到位的发行服务，劣质教辅照样能卖好价钱。比如可让学校先拿书后拿钱什么的，至于给学校或个人的高回扣，更是公开的秘密。
一些正在备考的高三学生说，他们用的教辅有题不对图的，答案错误的，还有张冠李戴的……
然而没有谁对劣质教辅负责。许多知识界人士在谈到教辅图书时常常会异口同声：给学生看的必须慎之又慎，精益求精。
一位熟悉教辅撰写出版的专家介绍，编一本好教辅肯定要有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就是研究环节，它决定书的结构是否合理、能否适应改革的最新要求。说白了，就是撰写前要找出问题，深入学校积累解决这些问题的经验，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是多少教辅有这个环节？却不得而知。教育部考试中心研究员、《中国考试》主编刘昕说，编一套好的练习题，除了要找有经验的老师命题外，还应有试测、分析、修改等多个环节。轻易编出的练习题，哪怕是出于高手，也不能保证质量。
然而上述环节，只能提倡，无法强求，还须拿出更刚性的举措来。新闻出版总署图书出版管理司司长阎晓宏表示，新闻出版总署将进一步采取措施，对违规教辅严厉查处。把多方意见综合如下：
——强化管理要有行政作为。基于在现阶段“能赚到大钱的教辅不一定是好教辅”这个基本现实，教辅出版也不能唯市场选择。
——需要重新梳理和调整政策，对教辅出版要有操作上的主流导向，使文件的制定一要可操作，二要有人操作，不能让文件规定成为一纸空文。
——市场机制应与专家机制相结合。在引导、规范教辅市场的问题上，不仅要看市场发行，还要组织专家评价，“抑恶扬善”。
——在出版社建立类似教科书那样的教辅研究编辑队伍，严格把关，奉行职业操守，该核对的必须核对，不背“误人子弟”的良心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