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诞生前夕，周恩来提出要“学习毛泽东”。值此毛泽东诞辰110周年之际，联系到近几年在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过程中推进理论创新的历程，深深地感到：学习毛泽东，学无止境。过去学过，现在还要学；现在学了，以后结合着新的实践还要不停地重新学习。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形成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条件下，仍然在新的实践中富有生命力地发展着。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是：在执政的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里，首先要对执政党的特点及其应采取的基本方针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党尚未在全国范围执政之前，主要任务是领导人民搞革命。这就要通过阶级分析，组织阶级队伍，同敌对阶级展开殊死的斗争。党在全国范围内执政并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如果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就难以整合整个社会。更何况，一个执政党必须对它执掌政权的这个国家的所有人负责。这是我们研究执政党理论时，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认识问题。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存在的“左”的思想的影响，以及一些同志中存在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要讲清楚这一问题并让人信服，并不容易。
学习毛泽东，使我们找到了解决这一难题的重要理论指南。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毛泽东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上阐述这次党代会的目的和宗旨是要“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时，明确地指出：“单有党还不行，党是一个核心，它必须要有群众。”1957年，他进一步明确提出：“现在是我们管事了。我们的方针就是统筹兼顾，各得其所。”“我们管事”即我们已成为执政党了，执政党的方针就是要对所有的人负责。他说：“总而言之，全国六亿人口，我们统统管住”。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重要著作中，毛泽东深刻地阐述了“统筹兼顾”这种执政党的思想：“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毛泽东所讲的是“人口”，而不是哪一些“阶级”。毛泽东还特地设问道：“为什么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难道还有人不知道我国有六亿人口吗？知道是知道的，不过办起事来有些人就忘记了，似乎人越少越好，圈子紧缩得越小越好。抱有这种小圈子主义的人们，对于这样一种思想是抵触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
毛泽东的这些论述，特别是统筹兼顾的思想告诉我们：执政党要代表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必须正视人民群众中存在着不同的阶层、不同的利益关系，采取统筹兼顾的方针。这对于我们正确处理改革开放过程中各方面的关系和矛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同时也是各方面利益关系的大调整。这种调整是必要的，但又不能顾此失彼，而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使绝大多数人都能受惠。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明确地指出：“我们所有的政策措施和工作，都应该正确反映并有利于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都应认真考虑和兼顾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执政党整合社会各种力量，巩固和扩大党的执政基础。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进一步用“统筹兼顾”的方针解决我国当前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拓展了统筹兼顾的对象和范围，提出了“五个统筹”，即在锐意改革中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奋斗。
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的统筹兼顾思想在今天新的历史条件下，不仅仍然是我们的重要指导思想，而且已经在新的实践中赋予它更多的具有时代精神的新内容。
众所周知，在如何正确对待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问题上，最大的难题是：他们中的优秀分子能不能加入中国共产党？因为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很大的政策问题，政治问题。毛泽东关于“主要从思想上建设党”的创造性思想，给我们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和启发。
当年，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里，无产阶级怎样领导革命，是一个需要探索的课题；怎样建设一个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党，也是一个需要探索的问题。对此，毛泽东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在找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这一独特的革命道路过程中，找到了“主要从思想上建设党”这一独特的党的建设道路。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八七会议决定党独立地领导武装斗争，开展土地革命。同时，八七会议认为党的领导机关里极大多数是知识分子等小资产阶级的代表，这是党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重要原因。因此，1927年11月14日中央常委会通过的《最近组织问题的重要任务议决案》提出：“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组织任务是——将工农分子的新干部替换非无产阶级的智识分子之干部。”1928年7月召开的党的六大又进一步提出，要吸收广大的积极的产业工人分子入党。1929年6月在党的六届二中全会《组织问题决议案》中还认为：“党的主要的弱点是无产阶级基础还不宽广，工人党员的成份仅占全党百分之七，重工业工人中党的发展极弱，支部生活多不健全，从斗争中吸收进来的积极分子还不见多，党的干部缺乏尤其是工人干部缺乏，……农村党员中还包含富农甚至地主的成份，农村支部多与群众混合。”可见，当时组织工作的指导思想，就是要大量发展工人党员，认为这样才能坚持和发扬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所以到1930年3月《中央通告第七十三号——发展产业工人党员加强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中，还规定了从4月到5月中各地发展工人党员的指标。在古田会议决议中又把“主要从思想上建设党”的原则具体化了。毛泽东提出“以后新分子入党的条件是：1、政治观念没有错误的（包括阶级觉悟）。2、忠实。3、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4、没有发洋财的观念。5、不吃鸦片，不赌博。”这就是说，毛泽东建党思想是根据中国革命的特点及其要求，在实践中形成的。
对毛泽东这一建党思想，当时在党内的认识并非是完全统一的。在“左”倾路线的影响下，党内也出现了另一种声音。他们的口号是“只有真正无产阶级才能加入共产党”。针对这种情况以及由此带来的严重后果，1933年5月29日苏区中央局发出了《关于纠正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中错误倾向的决议》，在批评了这些错误的口号后，指出：“有不少的党部把党内从非无产阶级非半无产阶级出身的成份无差别的当作阶级异己分子和暗探一样看待。如最近一个时期中，有不少的在革命斗争中坚决，在工作上积极为党的路线而斗争的干部和党员，因为社会成分是从地主富农家庭出身，被撤消了工作，被开除了党籍，其中少数是知识分子。这种错误办法，不仅使一部分坚决的积极的但是成份不好的党员，感觉没有出路而灰心，另一方面，正给了掩藏在党内的真正的阶级异己分子或暗探以武断宣传的武器。”可见，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和尖锐的斗争。
一直到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实际领导地位后，全党绝大多数同志才认识到毛泽东建党思想的正确。所以，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在瓦窑堡会议决议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他应该大量吸收先进的工人雇农入党，造成党内的工人骨干。同时中国共产党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因此一切愿意为着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们的阶级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一切在民族革命与土地革命中的英勇战士，都应该吸收入党，担负起党在各方面的工作。”决议还强调“能否为党所提出的主张而坚决奋斗，是党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社会成份是应该注意到的，但不是主要的标准。应该使党变为一个共产主义的熔炉，把许多愿意为共产党主张而奋斗的新党员，锻炼成为有最高阶级觉悟的布尔什维克的战士。”这个决议，不仅体现了毛泽东主要从思想上建党而不是主要从成份上建党的重要思想，而且是党内较早阐述这个重要思想的重要文件。
瓦窑堡会议以后，中央在这个问题的某些提法上，由于共产国际的干预，有过一些调整，但基本精神没有变。1939年10月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东明确了党建的目标和任务是：“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的中国共产党。”到1945党的七大，根据毛泽东关于主要从思想上建设党的要求，对各种成份的人的入党如何掌握，作了具体规定。这一重要思想，概括起来是这样几点：
第一，判断党的性质，主要不是看党员的阶级构成和领导机关成员的阶级出身，而是看党的主张即纲领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不是代表了工人阶级的最高利益。第二，吸收党员，要讲成份和阶级出身，但主要不是看他的社会成分，而是看他是否拥护党的纲领，并为之而奋斗（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对于来自非劳动阶级、阶层的革命分子，在入党时必须经过严格考察，以防止坏人混入并避免盲目地大批吸收入党）。第三，党是共产主义熔炉，要教育党员不仅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因为按照对党的纲领的态度来发展党员，党的纲领有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之分，愿意为最低纲领奋斗的人就可以加入共产党，但这不等于他已经具有无产阶级的最高阶级觉悟，党还要教育他们正确认识和处理两个纲领的关系，为最高纲领而奋斗，锻炼成为有最高阶级觉悟的先进分子。
由此可见，毛泽东的建党思想既坚持马列主义，又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尽管我们今天遇到的情况与毛泽东那时不完全相同，我们也不能简单地照搬当年的一些做法，但毛泽东研究这一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则是我们应该认真加以研究和学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