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什在耶鲁时的留影。
四年一度的美国总统大选随着首次初选日期（1月27日）的临近逐渐拉开序幕。竞选连任的布什总统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似乎已成定局，而民主党内对总统候选人提名的角逐却非常激烈——最终提名者可能到3月以后才见分晓。
令人惊讶的是，民主党9位主要候选人中，在近期民意测验里呼声最高者有三位都是布什的耶鲁校友：佛蒙特州前州长迪安、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克里、来自康涅狄格州的参议员利伯曼（支持率分别排名第一、第三、第四）。看来，下届总统还要落在耶鲁同学身上。
其实也没什么可惊讶的，自1988年以来，从老布什到克林顿再到小布什，耶鲁人已经连续三任获得美国总统宝座。具有300年悠久历史、以政法见长的耶鲁大学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影响美国历史的政界精英。
但这一拨又确有不同，从1964届的利伯曼、1966届的克里、1968届的布什到1971届的迪安，他们的大学时代正是整个美国社会都动荡不安的十年，社会变革的风暴冲击着耶鲁校园。这是一场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革命：1960年耶鲁大学学生中近60％来自贵族化中学，到1971年，60％以上学生都来自公立高中了；这也是推倒大学院墙的革命：校园里在招募去往南方开展民权活动的大学生，越南战争的爆发让每个人都面临着服兵役的命运，耶鲁所在的纽黑文市1969年爆发了5万人的反战游行……让学生“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耶鲁象牙塔在动荡的20世纪60年代轰然倒掉。
2000年，作为戈尔的竞选伙伴，利伯曼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当选美国主要政党副总统候选人的犹太人。40年前，来自公立学校的犹太学生利伯曼考入耶鲁大学，当时的耶鲁不仅大多数学生都是私立贵族学校毕业的，而且还保有一个不成文的限额制度：将犹太学生人数控制在10％以内。
很多公校生刚进校门时就被贵族同学的派头给震住了，但利伯曼从来没有。他从一年级起就刻意广交朋友，并为此记住了所有全年级一千同学的名字。利伯曼的同学、华盛顿邮报副总编鲍勃·凯撒回忆说：“他18岁时就很成熟了，并已立志从政。在许多同龄人还只对啤酒感兴趣时，利伯曼已经有远大抱负了”。
还在大一，利伯曼就开始为他的政治偶像约翰·肯尼迪拉选票了；大二的时候，利伯曼意识到耶鲁校报《耶鲁每日新闻》的主席是校园里最有权的学生，于是他加入了校报社，并为扩大校报的影响开办了给学生家长和校友的双周增刊。“利伯曼很认真，从不议论无聊的话题。我们总是在商讨耶鲁往何处去等严肃问题”，一位当年的校报同人这样评价他。正是这个认真劲在大三校报改选时为利伯曼一举赢得了主席位置。
校报主席的主要任务是撰写评论，利伯曼的评论比以往的有更鲜明的政治色彩，同学们因此戏称他为“参议员”。大三暑假的时候，他还果真去华盛顿为参议员利比考夫作了一段时间实习助理。同年秋天，利伯曼参加了华盛顿草地广场的民权示威并聆听了马丁·路德·金的著名演说《我有一个梦想》。
大四这年，利伯曼应招募前往南部密西西比开展民权活动：为模拟的州长选举登记黑人选民。他在密西西比为此次活动撰写了大量的新闻稿，成为一个政治上的激进主义者。和他同去密西西比的一位同学说：“那个时候大多数大学生对斗争还是持超脱态度的，大部分人还属于沉默的一代”。
1965年，越南战争开始受到大学生们的普遍关注，法学院二年级的利伯曼参加了耶鲁大学一个反对逃避兵役的专门小组，这个小组里有一位热心的本科生名叫约翰·克里。
1962年，跨入耶鲁校园之前的那个夏天，克里就实现了他早期的政治梦想：会见约翰·肯尼迪总统。当时克里正在和杰奎琳·肯尼迪的同母异父妹妹珍尼特·奥琴克罗思谈恋爱，从而有幸和总统同船游玩。
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遇刺的消息传到校园，当时克里正在踢足球赛。赛后，克里径直去了教堂，朋友们都很吃惊，因为以前从没见他进过教堂。整个周末，克里都在看电视。克里的大学室友丹尼尔·巴比罗回忆说：“他一边看一边能说出每个内阁成员、参议员和众议员的名字和他们的工作。他对整个政府的组织机构都了如指掌”。
大二的时候，克里获选“耶鲁政治联盟”主席一职，尽管他的“自由党”是“耶鲁政治联盟”里倒数第二小的。由于几乎没有什么政治优势，克里在竞选过程中打了很多电话到处游说。室友说他整天都在打电话，和人们交谈，为竞选积极活动。“政治联盟”是一个经常组织客座演讲的辩论俱乐部，随着民权运动和越战等问题日益深入校园，该组织迅速发展起来。
但克里似乎并不是为民权或即将到来的反战运动而加入“政治联盟”的，他是被政治本身所吸引。他选修了演讲课，并加入辩论队。“辩论的时候，克里带着有力手势的发言总让人想起肯尼迪总统”，他的辩论搭档斯丹伯利评价说，“他是严肃的而不是随意的，说教性的而不是交谈性的”。据斯丹伯利说，克里从来不掩饰他的政治野心，“他公开宣称自己想当总统”。
然而，克里却没有像利伯曼那样努力去记同学们的名字，有些人认为他很势利。他的一个室友说：“他来之前就把自己想认识的人都认识了。”克里来自有名的私立学校，作为外交官和富家女的儿子，克里有着欧式的服饰和音乐品味，连他的鹦鹉都说法语和意大利语。克里的朋友们替他辩护说：“克里看上去很贵族，那是因为他一点都不浮躁，一般年轻人喜欢的东西他都不怎么感兴趣。”
耶鲁的秘密社团“骷髅与骨头”似乎就是为克里这样天生不怎么合群的人定制的。这个古老的男生社团，每年只接纳15个大三学生入会，入会的办法也很特别：老会员来拍拍你的肩，就表示邀请。克里和社团成员们每周在秘密地点聚会两次进行一些深入话题讨论，克里常会谈起他对越南战争的看法。约翰逊总统第一次增兵越南时，克里非常气愤，但他还是刻意同反战积极分子们保持着距离。1966年，一位耶鲁教授为抗议战争前往河内访问，克里对校报记者表示，尽管佩服教授的勇气，但他还是认为这个行动“很不合时宜”。
到大四的时候，克里报名在毕业后参加海军军官训练。不过对他来说，报名参军并不意味着支持战争。在毕业典礼上，作为班级代表，克里发表了和以往那些感伤怀旧的毕业辞截然不同的演说，对美国的侵略行径进行了全面抨击，他说：“美帝国主义在世界多数新兴国家制造恐怖的恶梦。”听到他演讲的一位同学事后回忆说：“我当时马上意识到反战的人会越来越多，既然连克里这样的人都跳起来反对了”。
如果说克里是如他的同学所说，“从大一就开始竞选总统”了，小布什却截然不同，，他在耶鲁期间似乎一直在努力想逃离政治。1964年布什入校的时候，祖父是康涅狄格州刚退休不久的参议员，父亲则正在竞选德克萨斯州参议员。这年11月，老布什竞选失败了，选民们将他看作是东北部腐朽权势集团的象征。
据说小布什没有受到什么影响，父亲的选举毕竟不是他生活中最大的事。但在同耶鲁牧师科菲的会面却给小布什留下了恶劣的印象，尽管当年是老布什带科菲加入“骷髅与骨头”社团的，在会面时，科菲却对小布什说：“我认识你父亲，坦白说，击败他的人比他强。”
显然这话在布什听来很是刺耳，他在1999年出版的《第一子：小布什和布什王朝》中透露说，他认为这件事体现了典型的长春藤名校式傲慢，“耶鲁的那些家伙觉得他们无所不知、永远正确，认为自己可以为大众缔造能解决所有问题的完美政府，真是让人恼火”。
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布什来到耶鲁时，这所学校思想上日益自由化，但学业上要求却更严格了。新上任的招办主任停止了以往大量招收私立校生的做法，开始吸纳更多的公立学校子弟。
布什功课平平，他在耶鲁的成绩单上平均分数是C，但他交了很多朋友。一位当年的同伴说“学习成绩对布什不是特别重要，但他受到了最好的如何与他人交际的教育。”刚进校不久，布什参加“德克”社团的新生招募会，会上，报名者被要求尽可能多地说出其他报名同学的名字，几乎没人能说出几个来，布什却一口气点出了所有50个人的名字。到大三竞选社团主席时，布什在一片欢呼声中顺利当选。
“德克”社团以经常举行疯狂聚会而闻名。多年后，当有人问及布什以前吸食违禁品的事时，布什回避说，“我不想详细描述以前犯的那些错误”。布什曾两次和他的社团同伙一起被警察拘留，一次为骚扰当地店铺，一次因为足球赛后掀倒球门柱。
20世纪60年代后期，耶鲁校方和越来越多的学生开始把社团看作是排外的旧耶鲁的象征。到布什大四的时候，只有230名学生新加入耶鲁的6个社团，仅是几年前的一半。对社团尤其是“骷髅与骨头”这样的秘密组织的敌意反映了校园里强烈的反传统反精英意识。1967年，耶鲁取消了其臭名昭著的等级制度，并废除了食堂里要求正装领带的规定。
布什和朋友们谈论越南战争时，更多是从现实角度出发，例如策划如何对付毕业后的兵役等。布什毕业后加入了得州国民空军警卫队。他回忆说不记得学校里有抗议什么的，好像大学时代也没什么令人沉重的东西。布什的一位同学描述说：“我们这一届是毒品和嬉皮士来临之前最后的好时光”。
对1967年秋季进入耶鲁的新生来说，“好时光”已经一去不返了。当地的大规模骚乱几周前刚刚结束。这一年，罗得岛州以大量产生耶鲁新生而著名的贵族学校圣乔治中学竟只有一个学生进了耶鲁，他就是霍华德·迪安。
迪安曾要求非裔美国人作室友，最后和两个南部来的黑人及一个宾西法尼亚白人成了同屋。而迪安自己，作为华尔街金融家的孩子，则是在纽约公园大道长大的。同学们说，“迪安并不为自己的背景难堪，但他努力淡化它。”迪安的黑人室友和他探讨民权，“他们让你了解到截然不同的世界，”迪安回忆说，“在书本上读到种族主义是一回事，看到身边的人深受其害则是另一回事。”
然而，迪安在耶鲁没有参加民权或反战运动，“我不信任左派……那些什么都以意识形态划线的人。”他说。他在一个贫困社区担任家教并到公立学校去辅导学生。迪安崇尚社会正义和公平，但对于政治，耶鲁时期的迪安认为“是靠不住的”。迪安也不大参加校园社团活动，学习也不太用功，维持个差不多的分数即可，他似乎很享受大把时间踢足球的自由。
尽管在政治上不活跃，迪安却主修政治专业，并偏好革命运动。他在耶鲁学习了国际共运、中国政治、苏联历史等课程。
大二的时候，迪安和几个同学一起加入了耶鲁的“泽塔”社团，想通过建立面向全校学生的地下咖啡厅等办法来改变社团原有的封闭性。这些计划搁浅之后，迪安就退出了。
1969年，耶鲁迎来了第一批女大学生，但迪安在学校里没有固定的女友。他经常和室友聚在一起打牌喝啤酒。迪安把打牌的时候看作是最佳谈话时间，他每天阅读纽约时报，和牌友讨论时事，并以喜好争辩著称。
20世纪60年代结束时，美国社会已经冲突四起了。1970年对黑豹党成员的谋杀罪审判在耶鲁校园里引起强烈反响，校长布鲁斯特公开质疑对“黑人革命者”的审判是否公正，几天后，迪安和大约1万多名示威者冲上纽黑文街头抗议审判。第二年五月，耶鲁爆发教工大游行之际，包括迪安在内的1971届的学生拿到了大学毕业文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