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2004年2月3日B2版发表的贾文毓《产业革命的转移路径考察》一文,其研究的视角是独特的，但笔者认为，该文所提出的产业革命的转移路径“由岛国→半岛国家→大陆国家的演进程序似乎是基本不变的”这一观点值得商榷,并认为，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结合，以及经济技术发展的模式变革才是产业革命决定性转移的根本
产业革命的转移路径是多样化的,地域流变只是一个表象,而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结合，以及经济技术发展的模式变革才是产业革命决定性转移的根本路径
显然,按照贾文毓同志的表述，就会把一国经济发展锁定在“地域决定论”和由此带来的“等待观望”等认识上,更谈不上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发挥后发优势去实现一国经济的跨越式发展了。事实上,考察历史上产业革命转移路径的历程就会发现,产业革命转移路径是多样化的,地域流变只是一个表象,而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结合、以及经济技术发展的模式变革才是产业革命决定性转移的根本路径。
表面上看,从岛国→半岛国→大陆国家的产业革命的转移路径,只是一个地域流变,但本质上地域流变不会导致世界划分工业国和农业国,只有资本主义大机器的产生,才使西欧等国把以农业为主导,以家庭为基础的经济组织体制开始让位给一种以工业为主导的体制,包括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有机结合,通过产业革命把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出来,形成了一种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国内和国际市场,从而实现与经济增长相联系的结构变迁。
这里有必要回顾英国产业革命及其在不同国家引起的不同结果,可以证明当时产业革命发生的必要条件是封建主义土地关系所发生的变革，以及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的出现和产业结构的转型。比如，美国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它是在被腾空出来的土地上进行产业革命的,也就是说它没有其他国家的资本主义的束缚,经过南北战争,直到20世纪初,消除了南北部构成的特殊矛盾和不利于进行产业革命的自由贸易政策，产业革命才得以顺利进行。荷兰在18世纪中期较之英国更为发达,但后来英国超过荷兰实现了产业革命。原因就在于荷兰商业的发达是由其自然地理条件决定的。但是,在这种条件下,如何安排工业与商业的关系,则是政策的关键。在这方面荷兰并没有把在对外贸易中获得的巨额利润投到制造业上,而只作借贷资本给英国。而英国的政策在强调发展对外贸易的同时,又大力发展制造产业并将其作为进一步发展对外贸易的物资基础。以此为目的,它又进一步变革生产方式、深化土地制度改革、进行“圈地运动”，从而为制造业和产业革命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条件,英国经济逐渐超过了荷兰,最早进行了产业革命。
从经济发展与科技、产业革命和发展路径或模式看,以美国的产业—技术—科学的路径最佳。迄今为止比较典型的有三种模式 即以英国为代表的科学—技术—产业发展路径,以德国为代表的兼重科技以推动产业发展的路径;以美国为代表的先产业和技术以推动科学发展的路径。美国从19世纪末期生产总值一跃而为世界第一到技术占世界第一用了6年时间,由技术第一位发展到科学占第一位用了50年时间,这个情况与英德为代表的前两种路径形成了明显的反差。这说明,在近现代中科技落后的国家要赶超科技发达的国家,实现追赶式的发展,没有必要再沿用英国的科学—技术—产业发展的路径,而以美国的产业—技术—科学的路径最近,效果最好。在二战之后,日本和德国靠引进美国的技术或专利,再经过技术创新取得了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两个国家也获得了许多诺贝尔科学奖,但奖项的获得者几乎都有在美国或欧洲科研机构学习或工作的基础和经验,完全靠本国自己培养和研究条件获得诺贝尔奖的极少,因此看来它们的科学—技术—产业发展模式仍属美国模式。从战后经济强国的盛衰也可以找到不少通过技术与制度创新的结合,从而形成产业革命转移的路径模式和带规律性的启示。英国是经济强国盛衰最典型的例子。英国率先实现了人类第一次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然而在第二次科技革命中英国落伍了，先后被美国和德国赶超。迄今为止，英国一直被沉重的历史包袱所拖累，在欧洲列强地位上徘徊不前。工业革命后，美国超过英国并一直保持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的地位，其根本原因就是选择了独特的“制度创新”的产业革命路径。整个美国经济史就是一部制度创新史，现代工厂制度、标准化流水线生产、股份制等现代企业制度，以及现代银行和金融证券制度。美国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活力的根本就是选择了一条“信息化 经济全球化 制度创新”的产业革命制度创新路径。硅谷就是美国新经济崛起的制度创新典范，如风险投资机制、股票期权等分配激励机制、人力资本的筛选机制和“鼓励成功容忍失败”的社会风气及其人文精神,等等。
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就以“经济至上”作为产业发展的路径,并适逢历史机遇,围绕着它的是通过贸易立国,科技立国的基本国策,实现了追赶欧美,促成了日本经济的起飞。但日本经济90年代以来在全球经济增长排行榜的位次正逐渐下降,重要原因就在于金融、风险投资和高新产业等科技、制度创新方面,同欧美相比处于相对落后地位。而德国却把注重社会保障作为产业发展的路径,实行“市场经济 国家干预 社会保障”的产业发展模式,开创了经济发展的独特的第三条道路。其从战后废墟中重新崛起为欧洲第一经济强国,印证了这条路径的有效性和高效性。韩国的“工业化优先”的产业发展路径十分独特。二战时,韩国还是一个发展落后的国家,但韩国极力推行政府主导型体制下的“先工业后农业”,大力发展重化工业,积极推行外向型经济,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
日、德、韩等国在产业发展的路径上，还特别强调通过制定产业发展战略，包括贸易和科技等重点战略，把农业作为工业发展的基础，注重工业企业所有制的多元结构优化,把扶植中小企业作为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重要环节,把大力发展服务业作为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标志。从上述国家产业经济发展的路径中可以获得的重要启示是 市场经济最根本的核心和原动力是竞争,而符合市场规律的国家干预调节又必不可少,抓住机遇谋求跨越式发展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则是关键。
在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结合中所形成的技术革命及产业革命，必然会引起新的经济周期到来。选择先进的产业变革转移路径，实现跨越式发展，是一次极其难得的战略机遇
工业化是一个科技发现和发明不断推动产业发展的过程，但只有革命性的技术进步才能推动工业结构的实质性提升和产业空间的大幅度扩展。从理论上讲,一国的经济增长潜力决定于三个方面的条件 一是生产要素。其中关键是资本积累,如果土地、劳动和资本积累各种生产要素都增加,总产量和经济水平就会得到提高。二是产业结构。给定生产要素,如果将这些生产要素从附加值较低的产业重新配置到附加值较高的产业,尽管要素总量并没有增加,但经济总体水平也会提高。三是创新（技术和制度）。给定生产要素、产业结构,如果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经济水平同样可以提高。在上述三种主要条件中,最主要的是创新 技术和制度 。如果不进行创新,资本积累就会碰到投资报酬递减,资本回报和资本积累率就低。从结构变迁的角度看,如果没有技术和制度创新,就不会有新的、附加值比较高的产品和产业。
工业革命以来,新产业不断出现就是技术和制度创新的结果。特别是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IT产业为主要内容的第五次产业革命,进一步证实了以IT产业和正在酝酿的“生命产业”等高新技术产业其显著特点是 高新技术产业创造和使用知识产品,而过去旧的制造业则是把原材料转化成最终产品,属于“凝聚资源”的产业,面临边际报酬递减的困境;而高技术产业则是“凝聚知识”的产业,有边际报酬递增的趋势,对传统产业具有溢出效应。新技术革命和产业的出现,说明了国际市场竞争性质的演变规律,即一旦一个国家抢先占领高技术产业,就可能利用报酬递增和对传统产业的外溢效应从国际分工中获得更大的市场利润,并形成强大的垄断优势和进入门槛,阻止其他国家和地区进入。
一个国家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决定了其技术进步路径和技术选择的基本特征。由于我国的资源禀赋特征决定了现阶段从国际产业竞争的角度看,既要占领高技术产业,又要注意充分发挥在低档产品生产上的低成本、低价格在国际分工的优势,实现优势传统产业与高新技术产业的有效互动。目前,我国是在传统产业迅速扩张转移的经济背景下发展高技术产业的。因此,一方面,比较优势利益格局形成了使资源配置向传统产业倾斜的压力；另一方面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也可以获得从传统产业转移来的竞争优势。我国工业已进入到一个新的“重化工业”时期。因此,紧紧抓住我国新的重化工业阶段的发展和创新机遇,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也是高技术与优势传统产业互动的必然反映。
由于我国正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除了要把发展新的重化工业作为工业化结构升级的路径选择外，同时还要强调经济发达地区特别是四大都市圈的产业发展路径的选择,应该走日、德大力发展信息等先进制造业的道路,主动接纳IT产业的国际重组分工和转移,把第二产业作为今后较长时期居于主导的发展产业。经过充分发展IT等先进制造业为主导的第二产业后才可以再转变到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的发展轨道。过早地实施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的产业路径,如同早产的婴儿其后果是难以预料的。
在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结合中所形成的技术革命及产业革命，必然会引起新的经济周期的到来。从工业革命到现在，世界经济有规律性的周期变动已有五个长周期，即第一个长周期的“早期机械化”的技术革命并引发了纺织工业为主导产业的第一次产业革命，第二个长周期的“蒸汽动力和铁路”的技术革命引发了以钢铁工业为主导产业的第二次产业革命，第三个长周期的“电力和重型工程”的技术革命引发了以石油和重化工业为主导产业的第三次产业革命，第四次长周期的“福特制和大生产”式的技术革命并引发了以汽车工业作为主导产业的第四次产业革命，第五个长周期的“信息、通讯为特征”的技术革命引发了以IT产业为主导的产业革命。当前，随着IT技术和产业的相对成熟，并由创新阶段进入成本竞争阶段，IT产业的国际分工重组转移已是大势所趋。同时伴随着新材料、新技术、新能源等关键领域具有革命性的重大技术和制度的创新突破，由延长人类生命所主导的技术所引起的新的产业和周期有可能出现。这无疑对我国紧紧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选择先进的产业变革转移路径，实现跨越式发展，是一次极其难得的机遇和挑战。（作者系成都大学副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