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主导范式是“中学西范”，即以西方哲学 史 为参照，运用西方哲学（史）的框架、体系、问题、概念、命题等，来诠解、梳理中国哲学史。今天，这一范式受到了中国哲学界的质疑，并引起了关于中国哲学（史）合法性问题的讨论。什么是哲学？什么是西方哲学？什么是中国哲学？或中国有没有哲学？
若从哲学是关于宇宙和人生问题的形上之思来看，那么，凡是表达了关于宇宙和人生问题的形上之思的思想系统就都是哲学。从人的本性来看，人为了安身立命，不能不思考宇宙的本质、人的本质等这些究极性的问题，由此，我们所看到的就是一种普遍的一般哲学。这可以说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具体体现。但是，由于人的主、客观条件的差异，特别是处身于不同民族、国家，其政治、经济、精神文化及语言等的不同，导致其哲学之思有各不相同的表现形式及特点。这样一来，我们所看到的具体的哲学形态就是表达了特定的民族性的民族哲学。尽管如此，不同民族的民族哲学正因为它们都是一般哲学的表达，所以才有了不同民族哲学进行异同比较的基础。正是在此基础上，不同民族的哲学与文化才得以求同存异、交流会通，不断走向新生的创造性活动。
如此看来，“西方哲学”虽然是特殊哲学，但它包含并体现着一般哲学。这就是它可以在一定的意义上用作参照、标准的根据。另一方面，“西方哲学”毕竟是西方民族精神的体现，因此就不能把它普遍化、泛化，尤其不能把它的方方面面都树为尺度、标准。照这样看来，便有一个依据哲学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来区分何者为普遍、何者为特殊的问题。由于对哲学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因此，对于哲学的普遍与特殊的区分便会随着哲学家的“见解”的不同而不同。
依据以上的理解，我们可以把“中国有无哲学”的问题看成是一个假问题。因为，中国人具有对宇宙和人生的形上之思。我们只能说中国没有西方那种运用拼音文字、以逻辑形式加以系统表达的哲学，但我们的确有用汉语言、以意象思维方式加以表达的哲学。我们应当看到，“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确实是20世纪中学与西学交流会通的结晶，并且已通过专业化的教育和科研制度，将其构筑成了体系完备的知识系统，而且20世纪几代学人已从“史”和“论”两个方面为我们构筑了一个融贯中西哲学智慧的知识大厦。所以，那种否定中国哲学的论点便与史实不符，也缺乏学理的根据。既然“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是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被建构起来的，因此，西方哲学与文化不可避免地成为重要的参照系和一定程度上的标尺。所以，那种把只要依据西方哲学的观念和方法来诠解、梳理中国哲学史就会导致失却中国哲学的特点、丧失中国哲学的精神的论调，不仅是缺乏自信的表现，甚至会因为过分强调中国学术思想的特殊性而丧失哲学这一极其重要的维度。我们当然要反对那种言必称西哲、以西方哲学之是非为是非的倾向，拒绝那种单纯机械的照搬照抄、不求甚解的随波逐流，如50年代中国学术界对前苏联哲学权威日丹诺夫的哲学史观及哲学史方法论的盲目信从便是最好的例证。80年代以来，学术界回到了“欲求超胜，必先会通”的正道。诚如方克立所说，20世纪中国哲学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中国走向世界，同时世界也走向中国，出现了这样一种双向交流的运动，中西哲学交流、融合、会通成为时代的潮流和趋势。这就是说，中西哲学交融、会通成为时代的精神和历史的趋势。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中学西范”作为一种基本的治中国哲学史的范式，应当继续成为今后研究中国哲学史和建构未来中国哲学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当然，应当使这一范式保持在一定的限度内，这是需要加以明确的，否则又会走到唯西方哲学是从的老路上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