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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与“小康”

2004-03-02 来源:光明日报  我有话说

“大同”、“小康”是中国古代典型的理想社会模式。由于它见于儒家经典《礼记》的《礼运》篇并假孔子之口说出,故一般认为它是儒家思想。然而,若从价值取向看,“大同”更接近于道家思想。“大同”与“小康”这种二重理想的并置,透露出几许我们先民的精神志趣与生活态度。《礼记·礼运》云: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首先,把“大道”的流行与退隐作为历史划分的标志是道家的习惯,如《老子·十八章》:“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魏晋玄学家嵇康《难自然好学论》:“大道陵迟,乃始作文墨。”其次,“大同”中“货恶其弃于地也”云云有着明显的道家印记,《老子·三章》曰:“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不乱。”《庄子·人间世》曰:“故绝圣弃智,大盗乃止;扎玉毁珠,小盗不起。”再次,关于“大同”这个核心概念,《庄子·天下》载有名家惠施的话:“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当然,这里所谓“大同”系诡辩论层面的抽象术语,缺乏社会历史的具体内涵。不过,惠施“泛爱万物,天地一体”的思想主旨倒是与他的朋友兼论敌庄子的思想颇为神似,以致郭沫若在《先秦天道观之进展》一文中就把惠施说成道家门徒。而且,“大同”一词复见于《庄子·在宥》:“颂论形躯,合乎大同,大同而无己。”郭象《庄子注》云:“有己则不能大同也。”这种混同万物、无己忘我显系庄子学派的思想。再次,“天下为公”一句与“小康”的“天下为家”相对待而言,它并不单纯指传统所理解的天子之位传贤不传子,更不是如康有为所理解的“天下国家之人公共同有”,而是指“私”或个人观念的缺乏,这与上引《庄子·在宥》的“大同而无己”绝无不同。近有学者将“大同”概念说成是墨家的“尚同”,其实,墨家“尚同”的本义是讲把全社会价值观自下而上统一于“天子”,这与“大同”的寓意相去甚远。不过,毋庸讳言,“大同”社会的有些描述确实又不似道家,如其中“选贤与能”就有儒家“进贤”与墨家“尚贤事能”的味道。

此外,从《礼运》篇的创作意图与切入角度看,亦能发现道家的思想轨迹。关于《礼运》篇的立意,清人孙希旦《礼记集解》可谓一言中的:“礼运道,言礼之运行也。”从礼的运行来把握其思想主旨,可以说“大同”指的是“有德无礼”的君子国,那里没有礼的外在规范与教化,但却讲信修睦,盗贼不作,道德得到全社会的普遍践履;“小康”则指的是“以礼治国”的礼仪之邦,那里“为礼”、“谨于礼”、“礼义以为纪”。可以说,德之盛衰,礼之有无,既是“大同”与“小康”的分界线,也是道家与儒家的分水岭。晋人王戎曾这样界定儒道:“圣人贵名教,老庄明自然。” 《晋书·阮籍传》 “圣人”系孔子,“名教”即礼教,也就是“小康”社会的本质属性。而老庄的“自然”,反对的是礼的外在规范与教化,但并不排斥人的基本德性。《老子·十九章》就说:“绝仁弃义,民复孝慈。”同书三十八章亦云:“夫礼者,忠信之薄也,而乱之首也。”《庄子·马蹄》云:“道德不废,安取仁义 性情不离,安用礼乐 ”实际上,道家把原始状态到文明国家的进化看成是一种道德递减、人类异化的过程,他们标榜一种没有外在强制而依靠人的内在道德自觉的秩序,一种弱化分别、混同物我、“大同而无己”的无差别的状态与境界,即“大同”的社会理想。“大同”与老子的“小国寡民”和庄子的“至德之世”无论有着怎样的形式不同,但无一例外都否定礼教则是不言自明的。

关于《礼运》与道家之间的联系,历史上也曾为人注意。如清代杭世骏的《续礼记集说》所引,宋人黄震说“篇首意匠微似老子”,清人姚际恒讲它为“老庄之徒所撰”,其中尚有论者说是源于“汉初崇尚黄老”,有的说“大同”系“反 返 大古无为之治”。《礼记》一般认为是秦汉儒者所为,先秦之后无纯儒,《礼》杂有道家思想不足为奇。另一可能是,《礼运》确出于汉代道家的手笔,而汉代的道家如司马谈所说:“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 《史记·太史公自序》 故其把儒家理想“小康”与“大同”的道家乌托邦想象杂置并举也就不是巧合了。

虽然“大同”是对当时礼教社会逆向的否定,“小康”则是顺向的肯定与美化,二者精神方向相反,但在功能上,“大同”与“小康”可互为补充,前者虽尽善尽美但却失之久远,后者作为社会理想的“亚态”虽不尽完美但近在眼前;前者虽有尚虚蹈空之弊但可抒发情怀、安顿信仰,后者虽以降低理想的品位来迁就世俗但却脚踏实地、落在实处。这兼顾了名教与自然、出世与入世、超凡与入俗、怀古与筹今,达于儒道互补之境界。二者被分别假定在“五帝”与“三代”的时空之点,一如将两幅美丽的历史画卷镶嵌于画框之中,彼此相映成趣,相得益彰,令人低回怀想,玩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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