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在应日本学术振兴会之邀访日时，一位在阅读档案的学者请我辨认两封信中的几个汉字。展读之下，真是吃惊不小。从那时到现在，我的心情一直不能平静。
这两封信的作者何如璋（1838－1891年），字子峨，广东大浦人，同治七年进士，选庶吉士，后长期任职于京师翰林院。由于他留心时政，故由李鸿章推荐
日本外务省档案馆所藏何如璋两封信的原文如下：
其一云：“李爵相鸿章，由上海三次五百里陈奏越南事件，原折系皇太后存留宫中，除军机大臣以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得以筹划商办外，其余臣工概不得与闻。漫云百余金，即数百金亦无从得其底稿，万难设法，有负委任，尚望原情格外。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主战者多，主和者少，至六部九卿科道等官，亦各有议论。如指定何人及如何立论，无从得知，不敢妄言。”信末有朱笔注明“右者系支那之某官致渡部书记生的内报”字样。它由驻北京的日本公使馆直接寄送到日本外务省。按照惯例，北京公使馆对此类来自中国方面的情报，在呈交给它的上司日本外务省时，通常只称“支那某官”、“某人”，而不明言情报提供者的姓名，即使对其亲朋好友，一般也不会有任何泄露。
其二云：“前日周炳麟来访何侍读，炳麟盖在越南数日前归京者也。侍读问彼访西贡、河内、东京等之事，其所答不甚分明，亦无奇闻可称。炳麟又问侍读曰：琉球之事如何？侍读曰：议论纷扰，总要打仗而决已。昨日又有人来问越南事。侍读曰：吾闻似归和议，左中堂不要起行，李中堂上书，书中所言，吾亦不得听之云云。”（日本外务省档案馆藏：清法战争文件与帝国之中立政策）此情报末尾，有朱笔注明“右者，何如璋氏，才子写尽（进），经井上生致渡部书记生之内报也。侍读者，乃何如璋自称”字样。正是由于情报的特殊文体，在北京的公使馆才特别注明系何如璋提供。
这两封密信紧密排列在一起。书写在“大清国日本公使馆”的信纸上，文字十分工整，字体完全相同。由於日本驻京公使馆已破例注明出自何如璋之手,所以，日本外务省官员对此非常重视，几乎每个字都用假名注明读音，许多过目者都按惯例，在阅过后在正文旁边签字或盖章。
这两份密信的收信人，均为渡部书记生，应为日本驻北京公使馆的中下级官员。信的末尾，均没有注明时间，而外务省按照收文先后，把它排列在明治16年7月8日与9日之间，故可判断此文送到东京的时间应为光绪九年六月初五日与初六日。
渡部所要有关李鸿章的奏折底稿，在当时是十分关键的文件。据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记载，李鸿章于光绪九年三月二十八日（1883年4月22日）由合肥抵上海。四月二十七日（6月2日）法使宝海离京归国，行前拟越事四条致李鸿章：中允法越条约，撤兵，滇境通商，划中立区。李拒之。
五月初二日（6月6日），法国特使德理固到上海，后与李会见。德理固否认越为中国属邦，称法决定对越用兵，即失和亦所不惧。同日，李鸿章致函总署称，海防军单，对法未可轻言战事。
五月十三日（6月17日）德理固严诘李鸿章，中国是否欲与法开战，并索日后不管越事笔据，李鸿章分别予以否认、拒绝。五月十七日（6月21日）李鸿章奏称，越为法并，边患伏于将来；我与法争，兵衅开于俄顷。陈师远出，法将会反戈内向，动摇全局。滇粤防务，仍宜责令疆臣备御。并请专简大臣赴法，相机因应。诏令告知法使，中国出兵为剿匪，中法并未失和，并命迅即回津，筹备一切。
由此可见，李鸿章乃中方沪上谈判的重要当事人。日本情报人员索要的是至关重要的机密文件。当时正处在中法战争爆发前夕，清廷内部主战、主和两派争论不休。恭亲王主持军机处，命李鸿章在沪上与法人谈判，因循敷衍，希图了事。甲申易枢之风暴，正在酝酿之中。而日本对中法之间的行将到来的冲突极为关注。他们迫切需要这方面的情报，以便根据局势之变化来决定自己未来的对外政策。
日本外务省在派员向何如璋探听情报的同时，还在东京召见何如璋的继任者黎庶昌，询问有关李鸿章与法人在沪谈判情形。黎氏以不了解近况作答。由于中日之间尚未发生过大规模的战争冲突，故日本政府对清王朝的军事实力尚不十分清楚。他们的外交官甚至认为，“支那皇太后（摄政）果断有为，且宰相李鸿章、恭亲王、大将左宗棠及其他参议官，皆当今精选，筹略至当，天下无出其右者”（日本外务省档案馆藏：清法战争文件与帝国之中立政策）。
何如璋作为首任公使，在东京三年之久，颇多熟悉之人。与他联络的渡部书记生，应该就是他熟悉的人之一。渡部以为，何如璋有出使日本的经历，与李鸿章长期共事，曾有较为密切的接触，故敢于用金钱进行尝试。
何如璋作为首任驻日公使，在金钱诱惑面前，理应保持自己的人格和尊严,对日本情报人员让其设法取得清廷机密文件的无理要求予以严厉拒绝、痛加驳斥。但他却反其道而行之，尽其所知，写给了日本的情报人员。这种举动实在令人吃惊。他所讲的这些内容，在今天看来虽然十分平常，而在当时却是至关重要的机密。否则，日本外务省不会对他的这两封信如此重视，又圈又点，盖章签字，甚至把它呈给山县过目。
何氏在第一封密报中解释说：李鸿章由上海三次给朝廷的报告，直接由皇太后保存，因此，除军机大臣及总署大臣等参与其事的极少数人外，谁也无法看到。这分明是向渡部书记生表白他无法完成任务的原因。至于他所说“漫云百余金，即数百金，亦无从得其底稿。万难设法，有负委任，尚望原情格外。”说明他确实已经拿了日本情报人员百金或数百金，否则不会说出这些低三下四的话来。何氏在第二封密报中，就把他新得到的消息报告给渡部书记生。
晚近以来，由于受中法战争研究的影响，中外史学界对何如璋的评价一直不是太高。但自20世纪80年代将何氏著作编入《走向世界丛书》以后，何如璋已经作为近代中国少数早期睁眼看世界的代表人物而受到国人注目了。日本一位很有影响的史学家，经过多年史料发掘和考证，论证了何如璋在东京任内要他的下属黄遵宪考察朝鲜情形，筹划开国之策，曾对朝鲜朝野上下产生了广泛而又积极的影响。我在日本外务省档案中也发现了类似的重要史料。而且，他对琉球事件的据理力争态度，也比恭亲王、李鸿章的一味妥协让步要强出许多。现在，由于日本外务省档案中这两封密信的发现，不能不使人对何氏之人品顿生疑惑。
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论定”。何氏之棺，已盖百年。然而，一朝失足，遗恨千古。由於新史料的发现，我想,对这位最早“走向世界”的晚清外交家的评论也该大打折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