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是一个剧变的时代。其时,政局十分不稳定，政治腐败，宦官横行，但商品经济发展迅速，思想空前活跃。正如生活在江南一小镇上的许敦俅在《敬所笔记》中所说：“世道变迁，莫如沧海桑田,白云苍狗。”就是在较僻远的山西榆次，“自嘉隆以来，士风险薄，民俗奢侈。” 乾隆《榆次县志》卷九《风俗》 而冯应京则大胆
在这种时代剧变的空气下，一些开明的高官显宦也改变了传统贱商观念，对富商巨贾敬重有加。如一代名士王世贞与书商童某结为好友，称之为“千古是知音”。书贾胡贸与唐顺之有很深的友情，并从经济上对唐大力支持。唐顺之很感激,深情地说：“非贸，则予事无与成 ”胡死后,唐还赠棺以葬，写了《胡贸棺记》悼念他（见《文海》卷三）。
有一个典型的个案更能说明晚明时代人们观念的变化与商人地位的提高，这就是高官李维桢为龙游商人李汝衡作传。李维桢不计较李汝衡的出身、职业，而是从他的行为、品德着眼，大力表彰他的事业、人品。
李汝衡是浙江衢州府龙游县的商人，世代经商，其父李鹤汀在江夏经商有年，汝衡从小耳闻目见的都是商业上的事，成年后靠长途贩销丝绸及“四方之珍异”等致富，几乎垄断了湖北一省的丝绸市场，拥有舟车百余辆 艘 。他经商有术，“善与时低昂”，拥资巨万，又慷慨乐施。凡人有困难向他告借的，他从不计利息之多寡，都要尽心帮助。对个别有困难的,即使贷而未还，他也从不责还。他还按时向官府缴纳赋税，从不避税。因而,日久天长,他的声誉日隆，楚地士人皆视之为知己，乐与交游。正因为他品行高尚，少有铜钱臭，堪称儒商，所以赢得了李维桢的青睐。
李维桢为晚明名士，《明史》、《文苑传》将他与唐寅、文征明、徐渭、王世贞、董其昌等同列。隆庆二年中进士，由庶吉士授编修、修撰、陕西右参议、提学副使、布政使、南京太仆卿、南京礼部右侍郎、南京礼部尚书，晋爵太子太保，可谓官高位尊爵显。但他“为人平易阔达”，喜交各界朋友，门庭“宾客杂进”。在不太计较士农工商四民序列的晚明社会,他也在观念上淡化了官、儒 士 与商贾的地位差异,对良商善贾并不歧视。他才高文雅，史称“博闻强记”，“文章弘肆有才气，海内请求者无虚日”。凡有求于他写传者，他都乐意为之。在他的文集《大泌山房集》中,保存了大量有价值的人物传记。该书卷四十八中就有一篇专为龙游商人立传之作，题为《赠李汝衡序》。该文一气呵成，清新有气派，历数了李汝衡的家世，着重介绍了他经商的成功、才能与品德，称李汝衡是“侠而隐于贾者也”。这篇文字写得栩栩如生。正因为有了此一传记，才为商人李汝衡留下光彩斑斓的一段人生记录，也为我们今日研究晚明商人、商帮和晚明社会思潮等留下了很好的资料。他在文中大发感慨：“乡（向）自圣贤乌能不凝滞于物，而与世推移”，“假令一切以贾人法言利析秋毫，将为怨府,其能有宁宇哉！”
李维桢位居高官，肯为一个商人立传，用中国传统文化的眼光看确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他为李汝衡立传,是从李汝衡事业、人品出发，认为他虽为商贾，但事业有成，是一个儒商，值得表彰。这表明李维桢在晚明社会的大变动下,思想开明，不以职业来衡量人生的价值，也折射了贱商思潮在晚明已有所消隐，充满着新的人文气息，这正是晚明社会思想的进步。另一方面,这也反映了晚明商人地位的明显变化，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曙光已经显露。万历时任首辅的张居正就说：“商不得通有无以利农则农病，农不得力本穑以资商则商病。故商农之势，常若权衡。” 《张太岳集》卷八 张居正作为当政者,是从社会功能来看待四民关系的，但有一点很明确，他着眼于社会功能运作来看待商业、商人的作用，并不低估商人，这也显示出晚明社会思潮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