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组部、中宣部和中央党校近日共同举办全国文艺创作骨干“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文艺观、职业精神职业道德“三项学习教育”培训班。学习期间,作家们认真学习理论,联系创作实际,围绕坚持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繁荣文艺创作,畅谈了学习体会。现刊发张
平、黄亚洲、王宏甲、张宏森、秦文君等同志在培训班上的发言,以飨读者。
我们与历史共同选择
浙江省作协主席黄亚洲
作为一名较为认真地回望过20世纪上半叶的作家,一名先后以电影、电视连续剧、长篇小说等文学样式再现中共建党史的作家,我想就有关文学创作中的历史唯物主义问题谈几句思索。
我想说的第一个观点是,我们应该始终用敬重而不能用游戏的态度,来对待历史的公论和历史的选择。
现在,由于价值观念的日益多元,“反思”也呈现出多元化状态。有一种对历史进程的基本反思是“告别革命”,也就是说暴力革命的负面效应已经大于正面效应,不必要地增加了历史的曲折性,我们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的进步为革命所累了,得不偿失,所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显然有些犯不着,社会主义革命也是搞得有点糟,而渐进式的“改良”则是社会的福音,中国上百年来没有走改良的道路太可惜。这些论说的市场似乎还不算小,我们有些文艺作品也在不同程度上委婉而艺术地表达了这种观点。
这种观点显然不符合中国近现代史发展的本质,这是事后臆想的“游戏规则”而不是严肃的历史真实。在聆听了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投身革命的那些最初的足音以后,我有一种深切的感受,那就是对于已经严重地陷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而言,渐进式的温和的改良主义是注定行不通的。不仅光绪皇帝和康、梁等人无法以“君主立宪”改良社会,之后,一大批优秀知识分子左冲右突试图走各种改良道路以救国,但这种企图先后都归于失败。蔡元培、胡适再三幻想和呼唤“好政府”出现,但是要北洋军阀政府靠自我演变而成为亲民政府、为人民谋福利的政府,显然是天方夜谭;陈独秀大声疾呼“德先生”和“赛先生”,但对这两位先生在中国出现是否一定要通过暴力革命来实现,一度疑虑重重,结果在“大总统”的无情暴力威胁下只好逃离北京,南下组党。
我在追寻这一段沉重历史的时候,深感选择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来救中国,不仅仅是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的选择,不仅仅是一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选择,不仅仅是中国工人阶级的选择,也是全中国人民的共同选择,是中华民族的郑重选择,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我们应当有这样的认识 历史的严肃选择,就是我们的严肃选择。历史存在的合理性不容抹杀。“改良”,不是一个不好的词汇,但是,“革命”,才真正是一个闪耀着历史必然性光辉的充满着智慧和崇高意义的词汇！
应该再三强调,马克思主义在短短几年内在中国大地上的迅速传播,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应运而生,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中国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这一植根于历史年轮深处的逻辑,实在是不容怀疑的。正如列宁同志所说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这种科学理论说明,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如何从一种社会生活结构中发展出另一种更高级的结构……”
所以我以为,我们文学工作者在审视历史和时代,奏响时代最强音的时候,务必要注意,我们的五线谱应当是流动在历史发展的客观逻辑之上的,而不是离开历史的本质随心所欲吹奏的。
“戏说”也是叙事的一种艺术手法,但一定要运用适度,不能过滥。如果总是以“戏说”态度来对待、处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和中国革命史,那就是对我们的民族不负责任,对我们的子孙后代不负责任。一个民族在历史中所形成的崇高感是不能消解的,理性是有其磨灭不掉的光辉的,民族的脊梁和人民的良知实在是不容戏说的。
我想说的第二个观点是,在当代文学创作中,惟有始终坚持“三贴近”原则,作家才能有效地获得创作的源泉活水。我想,这也是关系历史唯物主义群众史观的一个原则问题。
我们总是说生活是文学创作的唯一源泉,但是我们总是没有大块的时间去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我们经常被各种会议和各种阅读包围,我们的判断、把握和提炼都仅局限于书本和各种第二手、第三手的材料。这是一个无奈的事实 作品多,但是鲜活的少。思想多,但是深刻的少。感想多,但是道出人民群众心声的少。文艺工作者还是要下去。只有作家深入下去,作品才能生动起来,思想才能深邃表达,社会才能深刻反映。经常去沸腾的工农业第一线仔细看看,仔细问问,仔细想想,比不去看不去问不去想要好。在我们举办的各种文学活动中,人民群众那种对作家的发自内心的欢迎,以及作家对朴素的人民大众的亲近和感情，都证明了“三贴近”原则的强大感召力。
我们这些当代文学工作者,不能忘记毛泽东同志的话 “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历史唯物主义者是反映论者,我们既然相信历史是人民选择的和人民创造的,我们就一定要无条件地亲近人民,坚信人民群众是文艺创作的第一主题,在人民的生机勃勃的创造中求取艺术的生机勃勃的创造。我们全部情感和全部思索的基点,都只能是自己脚下的这块坚实的土地。
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感动世界
山西省作协主席张平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从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从邓小平理论的确立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深入人心,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25个年头。回顾25年以来的中国,其变化真可谓日新月异,天翻地覆,惊天地,泣鬼神 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历史进步和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让全世界把目光投向了中国！
我参加这次培训班之前,刚刚从法国图书沙龙活动归来,一个最大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在法国亲眼目睹了一股强劲的中国文化热,不管是法国的知识界还是法国的普通民众,他们都那么急切地想了解中国,认识中国。在中国馆的书摊上,每天都挤满了蜂拥而来的法国读者,中国作家的作品在法国书市上受到了空前的重视和关注,很多人一买就是十几本。特别是描写当代中国生活的一些作家,他们的签名售书如同在中国一样火爆;他们的讲座一天举办好几场,仍然满足不了瞪着一双双好奇眼睛的法国听众。
面对这样的场面,既让作家们感到吃惊,也让作家们感到振奋。虽然看法各有不同,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如果没有这25年的改革开放,如果没有国力的增强,如果没有高速的经济发展,中国的文学绝不会在国外受到如此的关注和重视。在法国,我们不会迷路,不会找不到要去的地方,因为不管是在商场、旅游景点,还是在地铁、餐馆和大街上,到处都可以看到中国人的面孔。法国的小商小贩都会讲中国话,数以千计的学者在研究中国,数以万计的法国学生在学习汉语。在许许多多的大学和中学,都有中国文学的读书沙龙。从读者们急切的目光里,我们看到了一种最为真实的东西 他们是那么地想看清中国,想读懂中国 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他们确实想知道,这一切,究竟是因为什么？
其实这一切并不仅仅只发生在法国,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世界各地。而且,我们感到这一切仅仅只是开始,全世界关注中国的热情将会越来越浓烈,越来越高涨。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作家的作品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多地被翻译到国外。这一切的支撑点,就是因为改革开放带来的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有好多作家在谈感受时都动情地说,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得讲良心！
在同法国读者交流时,我们也感受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他们中有不少人,还是用50年代60年代,甚至是旧中国和“文革”时代的眼光来看待中国。他们也许没有意识到,也许没有感觉到,也许是不愿意相信,中国的经济奇迹,如果没有政治的进步和清明,如果不是人心所向,政通人和,是不可能出现的。当然,这一切都怨不得法国读者。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25年来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在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无所畏惧的开拓精神,运筹帷幄的政治智慧,不畏艰难的民族气魄,在他们的媒体和书本里是看不到,或者很难看到。他们能看到的大概只是数字,只是排名,只是GDP的增长率,只是中国经济的突飞猛进,只是中国游客越来越多的涌入……这种不协调的矛盾心理和尴尬局面在国外相当普遍,这也正是中国文学越来越受到世界关注的根本原因之一。
他们想借助文学的途径,来了解和认知在中国的土地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中国人是如何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让中国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他们想看到的是一个真实的、全面的、客观的当代中国,当代中国社会和当代中国人的生存状态！
完全可以想见,中国文学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走向世界、走近国外的读者是必然的、肯定的。国外的读者不只想看到消极的一面,更想看到积极的一面;不只想看到我们的痛苦和磨难,还想看到我们对痛苦和磨难的抗争;不只想看到贫困和落后,还想看到如何摆脱贫困和落后;不只想看到困难和问题,更想看到我们如何解决困难和问题;不只想看到腐败,还想看到我们如何面对和战胜腐败;不只想看到愚昧,还想看到我们如何抛开愚昧,如何走向富强、民主和文明 更想看到的是中国的民族精神、民族气节、民族品质的深刻内涵,以及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绵延不绝、自强不息的基因密码和原动力。
当我们走在国外的大街上,看到那些琳琅满目的中国商品,看到一队队衣冠楚楚、满面笑容的中国游客,看到那些外国摊贩兜售商品时伸过来的双手,看到有那么多的外国人用中国话同你交谈,我们足以为祖国的巨大变化感到骄傲与自豪,感到激励和振奋。每每看到这些,想到这些,任何一个有责任感的作家,都会感到自己手中这支笔的沉重与份量 也足以让每一个有良知的作家更加感到我们面对祖国面对人民的职责与使命。我们能够,也应该用我们手中的笔,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感动世界！
感谢我们伟大的祖国,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祖国,她所具有的大国效应,足以养育如此众多的作家艺术家,并能给予这些作家艺术家在一些小国度里根本不可能有的创作环境和生存空间。感谢我们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丰厚的文明成果,为作家艺术家提供了不尽的创作活力和创作资源。感谢我们伟大的时代,天翻地覆的历史变迁,为我们的文艺创作,为我们的文学作品走向世界,为文学经典的出现创造了无限良机和极大可能。我们是如此地深爱着我们脚下的这块历经磨难而又充满生机的土地,我们是如此地深爱着我们勤劳、善良、勇敢、坚强的祖国人民,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的作家艺术家,一定能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感动世界！
为少儿奉献更多的优秀精神食粮
上海市作协副主席秦文君
我国的儿童文学创作起步较晚,萌发于五四时期,最初是以译介西方儿童文学作品为自身发展的契机,数十年来,经过几代作家的努力,逐步形成自身的完整体系。近年来,原创的儿童文学无论在作品数量、艺术格局,还是在内容的质量、装帧的优美方面都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准,市场的占有份额也有攀升的趋势。但是,要多出优秀儿童文学作品,保持儿童文学的持续发展,满足3亿少年儿童的文化需求,还需要研究许多新课题。
其一,研究当代少儿在接受模式上的变化。当今的少儿是视听的一代,在接受模式上呈现强烈的直观性、消遣性、功利性,而且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对阅读文学的障碍。阅读量的丧失或减少,使当代少儿普遍存在一定的语言缺失,尤其是口语表述的词汇量在减少,语言的驾驭能力在退化。语言的缺失是值得警惕的,会影响到表述内心,认识世界,人际情感沟通与交流的丰富性。同时,阅读的缺席也容易引起接受方式的单一,造成人文精神与情感的缺失,特别是幼小的孩子过早接受过多的信息垃圾,与没有感情的电脑、电子游戏为伍,危害不容忽视。因此,推广儿童文学是很神圣,对于推进全民族的文化普及,对于建造一个文明、理性、高素质的书香社会,培养一代文明、理性、高尚的新人,有着巨大的意义。
其二,潜心创作以少儿为本位的优秀之作。原创儿童文学要得到更大的发展空间,关键还是潜心创作出优秀之作。儿童文学不是一种简单简义的文学,而是要用单纯有趣的形式讲叙本民族甚至全人类的深奥道义、情感、良知。它运用想象力、英雄主义、游戏精神三大法宝,完成在美学、艺术上的追求。潜心创作还包含对儿童视角,对儿童审美趣味的深刻把握,唯有这样,才能写出真正感动少儿的作品。儿童文学的教育功能,应当表现在激发少儿内在的向善向美的愿望上,不是外加给他们什么。我很喜欢把儿童文学比喻成是“一根点燃的蜡烛,照亮原本可能被遗失的珍贵”。然而,感动少儿是不容易的,少儿的视角和审美方式,与成人存在着落差,比如不同年龄的孩子对世界万物、对生与死和人的认知是不同的。我曾在参加夏令营时跟一群孩子一起进餐,其中有一个男孩,第一次在进餐时用餐巾,他的理解是“用了餐巾,汤就不会洒在上衣上”,这一点和成人无异,但他后面一句话是“而是直接洒在膝盖上”,这才是儿童心理最本真最自然的流露。所以,要写出真正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在艺术探索、表达层面上单凭聪明和技巧是不够的,必须要追求真诚的、前瞻性的精神生活,从丰富高尚的心灵,从对自然和人类的热爱,从对经典的研究学习,从对童年生活根底和当代儿童生活的洞察中,迸发创作激情和创新的精神动力,这才是儿童文学的创造之源。
其三,用开放的目光看待儿童文学的推广与积累。纵观国际儿童文学的发展态势,发达国家对于优质的儿童文学的推广与积累手法多种多样。那些 活得很久 的儿童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与市场的生命力有着比较良好的结合,形成了一种坚强的客观存在,进入社会公众的视野,传播发展,渐成经典,从而形成文化积累和学科的积累。
从总体看,我们的儿童文学在推广方面还处于摸索之中,但这是一件非常紧迫的事。当前,快餐的、通俗的、艺术低下的少儿读物在市场上时有风行。小读者往往先入为主,他们仿佛一个容器,如果先装进去的是完整优质的东西,以后哪怕再有些杂芜的东西也不过是增加些多样性。而一开始接受的就是碎片,不仅影响审美趣味,以后一些好的、完整的东西就装不进去了。因此,我们必须创作出自己的优秀儿童文学作品,提供给一代新人。
牢记自己的责任
解放军总后勤部创作室王宏甲
我们在“三项学习教育”培训班上,进一步理解了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在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过程中形成的新的执政理念。领导和专家学者们的报告,从国际形势,我国国情,以及文艺创作的现状和人民群众的现实需求等许多方面,相当开阔地让我们看到,当今既是我国经济继续较快发展的机遇期,也是文化建设、文艺创作发展的机遇期。特别是讲到美国文化产品对世界的渗透尚且使欧洲人感到压力,对我国的渗透也无处不在,如果我们不能用自己的文学艺术作品保持住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最核心的部分,一个民族的文化就可能被消解。作为军人,听到这些,我们更感觉到保卫家园,不仅仅是用钢枪。都说“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在这个春天,在一个短短时间里,让我们受到如此及时、系统的教育,对于我们认清时代,再一次重新审视自己的创作,抓住机遇,确实是“及时雨”,机会难得,宝贵之至。
文学艺术是反映人的生活,反映人的精神、追求和奋斗的,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让我们更清醒地意识到我们的文化责任。反省我自己的创作,感觉还是要与人民大众同呼吸共命运的时刻,生命中就涌出一种仿佛自己不能控制的激情和冲动,同时也需要党组织的支持。张平的小说《抉择》改编成电影《生死抉择》的过程如此。去年非典袭击北京的时刻,我和何建明等人也因为得到中宣部和中国作协的有力支持,在“作家不能缺席”这个愿望中走到一起,参与了、感受了那段日月,至今回想起来心里很温暖。
我们确实处在国家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取得持续进步的一个日新月异的时期,有许许多多值得写的东西,面对丰富的社会,我常常感到自己非常渺小。关于社会责任感问题,这些年我也听到有人说我属于“主旋律作家”,或者赞扬“有责任感”。我觉得自己并没有特别想过“责任感”,我只是觉得,如果要看社会存在的问题,无疑可以看到、听到许许多多的严峻问题,这些问题当然不能回避,但有更多的人们冲破重重困难,创造出令人惊叹的奇迹。我以为,许多在艰难中寻找生活的下岗职工,谋求前途的青年学生,那些希望成功、不希望贫穷的各行各业的人们,实在让我感动,我的工作就是把这些冲破困境,创造奇迹的人们的奋斗历程写出来。这会对艰难中的人们有切实的帮助、启发和鼓舞。在艰难中的人最需要看到希望,这样的工人、农民、青年学生、各行各业的人们是很多的,这不就是大量的读者吗 世界上哪个民族都需要这种充满希望、充满生机、并饱含智慧的故事。《荷马史诗》里的英雄故事激励过亚历山大大帝,《圣经》里的摩西激励过犹太民族,中国阿凡提的故事激励过各族人民。我相信中国当代英雄的故事一定也是人们需要和喜爱的。
当然仅仅就经历而写经历也是不够的。采访好比采矿,创作却不是把最好的矿石挑出来交给读者,创作需要在作家思想和情感的熔炉里把素材炼成钢。今天的作品要有今天的时代特征,还需要描绘出这个时代的发展趋势。今天以计算机为代表的先进生产力正在创造出一个世界性的新经济时代,不仅生产力在发生巨变,经营方式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人们的生存方式、以及文化产品、精神追求和情感都随之发生了变化。要尽可能准确地描绘出这个时代,就需要把整个世界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这就有很大的学习量和工作量,真的很难。我所渴望写的报告文学,是试图通过那些能代表这个时代典型特征的人物,去报告出一个新经济时代在我们身边的出现,以及开辟这个时代的具有先驱意义的先进的中国人,这样人物并不是我去拔高的,而是活生生确实存在的。虽然,比较起我们听到看到的许多问题,这样的先进者在人群中还是少数,但他们代表着我们社会发展的先进的方向,是许多人今天和明天也需要这样去走的,因而也就会有大量的读者。这样,我写报告文学考虑更多的并不是为那些先进人物而写,而是为广大有需求的读者而写。我是在这样的采访、学习和思索中写出了报告文学《智慧风暴》。
目前我正在写一部反映整个中国教育变革的长篇报告文学,目标也不是就某个局部的人物事例去写,而是在全球生产力和经济发展都在发生重大变化的基础上,试图报告出一个新教育时代,报告出我国大家所关心的教育正在从20世纪工业化教育的地基上向新世纪的新教育发生浩浩荡荡的变迁。这与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是一致的。参加这个培训班,我感到自己需要进一步开阔视野,加强学习,争取尽力写好这部作品。
生生不息的永恒力量
广电总局电影局副局长张宏森
人民群众无疑是社会实践最活跃、最生动、最引人注目的主体性力量。因此,在文艺创作中,把人民群众作为书写和表现的对象主体,既是真实反映历史活动的需要,也是保持艺术生命生生不息的永恒力量。我想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和阅读经历,就这方面的思考,谈几点自己的粗浅看法。
1、不做历史和社会活动的局外人
文学艺术工作者是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文学艺术活动必然也是历史和社会活动的组成部分。无论是作为作家艺术家个人,还是作为文学艺术创作,必须要整合到历史和社会活动之中,整合到人民群众在历史和社会中争取生存与发展权利的创造性实践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艺术隔绝了人民群众,也就意味着隔绝了历史和社会,它所换取的后果就是,社会将遗忘这样的创作,历史也将淘汰这样的艺术。具体到当代中国社会来说,我们正处在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时刻,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可以说新旧交织,任重道远,矛盾丛生,课题丰富。这一切亟需作家艺术家用真诚的情感、深度的思想发现和卓越的审美目光,与时代大命题前的人民群众一起,同船过渡,共赴前程。我自己在这个大的命题面前,常常痛感学养的不足、思想的贫困,但我首先在情感上严格地要求自己,必须坚定不移地和当代中国这个大命题下的人民群众维系在一起。这种情感上的自觉要求和思想上出现的贫困纠缠在一起,让我的创作速度缓慢下来,开始重新学习历史,学习知识,重新进行刻苦的冷静的思考。2000年写作《大法官》时,我力图在创作中体现文明中国的现代平等意识和人的尊严,为此我曾走访了上百名法官和数百名基层群众。但是,几年之后反观自己的作品,在中国百姓生存与发展这个巨大而丰富的课题面前,在社会文明日益推进的繁重任务面前,自己所做出的思想贡献真是杯水车薪,所做出的审美表达也是捉襟见肘。自己对自己作品的反思和检讨,在理论层面可能是可喜的,但在自我实际中却是无比残酷。我的创作速度之所以缓慢下来,是因为我对巨大而丰富的百姓群体怀抱了敬畏之心,对历史、对社会、对百姓的尊重,让我不敢随意下笔,轻松亵渎。与此同时,我也在阅读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些让我从心理上排斥和拒绝的创作。这些创作或者过多地叙述着奢靡浮华的生活状态,以富贵者的表情展览财富,裸露欲望,包揽既得利益,不仅自觉地与百姓区别开来,而且故作姿态地以另类生活对百姓形成利益的勾引和精神的恐吓;或者完全沉浸在自我的私人空间之中,彻底隔绝历史和社会的种种风云际会,“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纯粹私人,他者莫入。这样的阅读甚至还反映在我们的文学艺术批评中,似乎只有在创作中做历史和社会的局外人,才是对文学艺术本体的回归和“纯文学”、“纯艺术”文本的诞生。说实话,我很困惑,也很痛苦。我的出身和身份决定了我对百姓的尊重,并且我把这种尊重上升到对劳动和劳动者的尊重,对历史和社会的尊重。这种尊重与生俱来,不可磨灭,因此我不能把自己置身于历史和社会活动之外,更不能把自己的创作与百姓的生存与发展割裂开来。我不知道我这样的思考与选择,在别人眼里是不是纯正的文学思考和文学选择,但我知道天之苍地之茫,不缺无聊文章一两样。因此,我只能严于律己,可以少写,可以不写,但不可以丢掉我一以贯之的尊重。我的写作,必须是我对历史与社会,对生存与发展的中国百姓敬畏的表达,尊重的表达。
2、不要文学创作和艺术表现的优越感
现代文明和现代社会强调平等意识。这种平等意识不仅取决于权利的平等,从更深刻的意义上说,平等意识必须建立在心灵层面。一个文学艺术工作者把人民群众作为书写和表现的对象主体时,应该自觉地拥有平等意识,这是至关重要的前提。有时候,我自己都在这样思考,这种平等意识必须是血缘性的,这样才会有血浓于水的情感。在这里,常常出现的一个误区是,文学艺术相对于风尘仆仆的百姓生活来说,往往是优雅的,这种优雅很容易滋生出作家艺术家的优越,优越一旦形成,在表现百姓书写百姓的生活时,就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错位。批评家经常在指出当代文学艺术责任的缺席和担当精神的丢失,原因之一可能就来自作家艺术家或多或少的优越感。在有些以百姓生活为表现内容的作品中,我们经常会发现一种居高临下的“关怀”,置身事外的“悲悯”,言不及义的“赞颂”。这些作品的表征就是,或者平面化地罗列矛盾,或者简单化地书写苦难,或者人为地拔高人物,或者不负责任地指示出前方的道路。很难看到触及灵魂的感动,也很难看到焦灼而深刻的思考,痛苦的展示和光明的引导都像泡沫一样浮泛在表面,没有和百姓相濡以沫的情感,也没有探讨真理的真正勇气,不能从根本意义上发现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承受力、定力,不能从本质层面上挖掘历史和社会活动的成果与代价。这种优越的表达,实际上成为一种炫耀式表达,功利性表达,以人民性自居而实际上又是事不关己的表达。坦诚地说,主旋律这个词汇,之所以引起人们的误读和歧义,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与有些创作以自觉或不自觉的优越感表现百姓、表现社会生活浅薄化、机械化相关联的。我这样说,更是在解剖自己,检点自己。1997年我推出长篇小说《车间主任》的时候,我还没有发现我潜伏在作品中的优越意识,但现在我必须无情面对那种所谓优越感给作品带来的弊病。我写工人,写他们的命运,看起来充满情感,但我没有在作品中与主人公一起寻找未来的可能性,没有在产业面临的抉择面前投入肝胆相照的精神援助。这么多年过去了,作品的主人公仍然在坚韧地生存和创造,而自己的作品却没有勇气面对日新月异的现实。生活充满韧性地发展,作品却充满速度地消亡,这不得不让我感到尴尬和窘迫。这其中根本的理由在于,我的书写和表达,仍然停留在历史和社会的表面,虽然我在写工人,但在写作中我甚至暗含了这样一种潜意识,为自己没有生为工人而庆幸。《车间主任》给了我名声、荣誉和稿费,但在除了那一些文字之外,我延续了多少对工人、对劳动的情感和思考呢 至少在关注的层面上,我对中国工人投入的目光只是一次性的,一次性就结束了。这样的自我检点有时候都让自己很难面对自己,很容易发现自己在从事一项崇高的事业时并没有崇高的精神相伴随。这也就是自己写不出大作品,写不出史诗性作品的绝对制约。和亿万人民群众的劳动与生活相比,作家艺术家是一个让人羡慕的工作,我自己开始规定自己,在这个让人羡慕的工作中,你要寻找你的崇高任务,不要表现你的优越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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