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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永远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

2004-04-07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张建安 我有话说

“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内在联系。忘记、忽略或是割断这种联系,艺术生命就会枯竭。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兴旺发达

的根本道路。”这是小平同志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中所作的一段精辟论述。但联系当前的文艺界现状,再重温伟人的教诲,不禁让人感慨万千:一方面我们不得不佩服小平同志当年的正确英明,另一方面则为我们文艺工作的种种失误和偏差而不安。

中国的文学艺术本来有着非常优秀的传统,那就是始终与国家、与民族、与社会、与广大人民群众密切关联,文艺工作者始终拥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但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建立,特别是文艺体制实施改革以后,某些文艺工作者因为功利的需要,受金钱和利润的驱动,在文艺作品的制作过程中放弃了自身的神圣职责,不再去观照人生、认识社会、抒写真情,不再去创造伟大的悲壮和幽雅的静美,也不再去塑造人类灵魂的雄奇和人性的深邃,而是沉湎于某些商业炒作和自我藻饰之中。如近些年的诗歌创作,一些所谓的“诗人”们,整天浮躁于“实验”、“现代”、“先锋”之中,走火入魔地盲目崇拜一些蹩脚的西方现代派译诗,与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和火热的改革时代完全脱节,或一味固执于所谓的私语化写作,缺少或拒绝与外部情感的交流,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陷入生活的琐碎与平庸之中。

在审美和思维不断内敛的散文创作中,有些作家较少对自然景观和人性景观追问――而这恰恰正是文学的使命和生命之所在。见得较多的倒是他们的“小我”的抒发,如絮语情结、小桥流水、风花雪月、鸳鸯蝴蝶之类成了一道时髦的风景;较少那种堪称“诗”与“史”的文化关怀和历史使命感。

在小说创作过程中,这种不足与缺陷集中表现为两点:(一)创作源泉的迷失。某些作家表现为急功近利,不去深入地体验生活、感悟生活,而是醉心于自己狭隘的私生活,极度张扬个体的欲望,陷落在纯粹的个人化的写作之中,如所谓美女作家的作品,缺乏对人的尊严与人格的自觉维护,缺少对生命苦难意识的深切体恤。(二)创作理念的迷乱。在不少小说文本中,艰苦朴素、勤劳勇敢、吃苦耐劳、励精图治的思想美德遭受调侃或否定;集体主义、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理想、社会主义信念被恣意嘲讽;见义勇为、助人为乐、甘于奉献的精神被斥为“傻冒”,遵纪守法、忠诚老实、正直善良仿佛成了无用的代名词;亲情、友情和真挚的爱情被金钱和权利压迫得喘不过气或抬不起头来;玩弄权术、贪赃枉法、吃喝玩乐、乱伦夺爱等社会的丑恶行径,反而被视为能力和本事的象征而加以欣赏和赞扬。难道市场经济给我们带来物质繁荣的同时,就一定要打破我们内心那种属于古典的宁静?人类如何消除现代物质、与现代技术手段对人性的种种压迫和奴役?在物质欲望和精神失落的双重黑暗中,人们如何使灵魂的家园重新绽放生机?这一切无疑是我们文艺工作者急需研究的课题。其实,以纵深的眼光来看,不管社会形态如何改变,历史怎样运行,人们总还是需要一个精神家园来安放灵魂、放飞梦想,总还是离不开对于美、对于诗性生活的体悟和追求,总还是需要个体和群体的交流与沟通,总还是需要生存发展的勇气和动力。这一切,都将为我们文艺的繁荣昌盛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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