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山在亚美三大文化圈中的接受截然不同，在中国命运曲折跌宕，在20世纪的美国声名大噪，而在日韩两国则一直较受尊崇。
在中国，寒山诗自晚唐起就在文人及禅门中流传，有人甚至非常推崇，如张?曾将寒山奉为与陶、李、杜、白、苏、黄、陈并列的诗坛“八老”之一，但他在整个文学史上的地位却不高。
寒山的第二次复活则充满传奇色彩，因为它的动力来自50―60年代美国的“垮掉的一代”，他们读英译寒山诗，模仿寒山的衣着言行，自命为寒山的传人。借助他人的眼光，国内于是重新审视寒山和他的诗。
南宋前，寒山诗已传入日本，并被视为禅宗大诗人，自江户时代起就有多种注本流传。1916年，作家森鸥外据闾丘胤序改编成小说《寒山拾得》，遂使寒、拾之名广为人知。据现有资料看，最早将寒山诗介绍到韩国的是高丽朝真觉慧谌 1178 1234 ，其后寒山诗影响了众多僧徒的禅学及诗歌思想，甚至导致了一种后来被称为“寒拾体”的诗歌风格。韩国古近代及现代文人中也颇有激赏寒山诗者。
寒山接受之所以出现这种内冷外热的现象，大约与以下几方面因素有关。首先，寒山的生命本身就是一个传奇，闾丘胤序展现的是一个超脱物累、狂放不羁的有道者形象，作为一个诞生于古老文明的传说，因其神秘色彩而颇具吸引力。
其次，寒山诗有三个特点促成了或者说有助于其外传，第一，寒山诗中确有一些好诗，其高洁清雅、飘逸疏朗的情调以及所体现出的乐山乐水、安闲淡泊、返朴归真等气质，蕴涵着深厚的中国古典诗歌及人文精神传统。第二，寒山诗文字通俗平易，多用口语，少用典故，质实畅达，在向其他文化传播时，无论翻译还是理解都较之那些意象密集、典故繁多的诗来得容易。第三，强烈的宗教性、劝世性。因此，只要移植到适宜的土壤，它必然会繁荣茂盛起来。
以上几方面因素使寒山在亚美三大文化圈的际遇迥然不同。日本文学一向有较浓厚的宗教尤其是佛教色彩，寒山诗难以为本土文士所接受的宗教性对日本读者而言恰是熟悉而亲切的。韩国自高丽朝以来，佛教文化也一直影响到社会生活各方面。寒山诗在这两国的流传可谓得地利人和之便。
20世纪50―60年代的美国，工业文明的高度发达使人产生异化的危机感。此时禅宗由日本传入，在西方人面前展现出一个人与自然、人与自我、人与他人和谐相处的新境界。寒山及其诗在这样一种充满焦虑与寻觅的目光中一出现，就以其自身的魅力征服了所有骚动不安的心灵。应该说，寒山的感召力最直接地来自其外貌行为，然后才是内在精神。
寒山诗最风行的英译本译者史奈德说，译寒山诗缘起于在1953年日本艺展上看到的一幅寒山画像：“一个衣袍破烂、长发飞扬、在风中大笑的人”――联系嬉皮们以长发赤足、奇装异服以示对社会的反抗，桦冠木屐、布裘破敝的寒山引起他们的共鸣也就不足为怪了。
从思想上说，寒山诗有两点契合了“垮掉的一代”内心深处的渴望，其一是其遗世独立的精神，寒山游离于一切社会成规与秩序之外，“独居寒山，自乐其志”，世俗的权威与力量不再能干扰和制约他，这对嬉皮们特立独行、标榜自我的价值追求是一种刺激和鼓励。第二点是回归自然的意识，嬉皮们鄙视社会、背弃社会，于是只能走向旷野的自然。而在寒山诗中，他们惊喜地听到了灵魂呼唤大地与山峦的深沉回响――浑然天成的寒岩美景，坐拥青山白云的东方诗人，一切洋溢着安宁、详和的气氛和禅的生机，抚慰了他们充满动荡感、空虚感的心灵。再加上凯鲁亚克《法丐》一书的巨大催化力，寒山便成为名副其实的嬉皮宗师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任何对异文化的接受都必然是一个以原文化为本位的解构与重构过程，也必然包含着不同程度的误读，然而这种误读或许是建设性、创造性的。寒山的接受与传播过程，既是一种文化对文化的理解与选择，又是一种接受者对被接受者的再造与重塑，寒山遂成为一个各取所需的形象集合体：日韩读者眼中的寒山充满禅机禅趣，胡适等人眼中的寒山是千年前的白话文先锋，“垮掉的一代”眼中的寒山是嬉皮。寒山诗本身的优异与历史的风云际会，遂成就了一个千古独一无二的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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