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中国近代的官吏，从本质上说都是当时统治阶级的代表，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但由于他们的教养和社会影响不同，因而在个人素质上还是存在着明显差异，有的清正廉洁，有的贪污腐化，形成泾渭分明的两个群体。
从鸦片战争开始，一代又一代有识官员也多为志存高洁之士。他们目睹
这批人在仕宦生涯中，由于抱负远大，节操崇高，所以能出污泥而不染，始终保持着“不妄取一钱”的清白作风。林则徐在各地做官，即随时注意防微杜渐。他每次在赴任途中，先发《传牌》，通告沿途官员，声明“所雇船只，系照民价自行给发，不许沿途支付水脚，亦无须添篙帮纤。……伙食一切，亦已自行买备，沿途无须致送下程酒食等物”；到任后又发布《关防告示》，声明办事一秉至公，“断不听昏夜之营求，任吏胥之高下”。对下属官吏，若发现贪污作弊情节，立刻查拿严办。他在处理日常政务时，力主简化诉讼手续，防止讼棍把持播弄；涉及财务问题，从不搞暗箱操作，讲究透明度。如在解送钱粮时，即一律使用三联单；兴修水利和放款赈灾时，皆张榜公布，让群众周知。胡林翼捐升知府时，按照惯例，可以选择一个肥缺，但他却选择了穷僻的贵州。友人问其故？他的答复是：“初为政，此邦贫瘠，或可保清白之风。”左宗棠戎马一生，先后作总督21年，兼作钦差十余年，按规定可支领巨额公费，他却分文不取。总督年俸2万两，他“不欲以利禄为身家计。……廉俸既丰，以输之官，散之军中，公之族党乡邦，每岁寄归宁家课子者不及二十分之一”（左宗棠：《亡妻周夫人墓志铭》）。当时官场叩见要送门包，每年三节两寿，下属都要向上司送礼，此外还有别敬、炭敬、冰敬、瓜敬等名目，实际都是变相贿赂。张之洞对这些很不以为然，主张革除这些官场旧习。他从自己做起，不用门丁，不收门包，不收馈赠礼物。他还将养廉摆在整饬吏治的首位，在山西永除州县馈送上司节寿之礼，在广东又裁除通省节寿，学院陋规。他平时衣著皆布，不讲奢华，服官40年，在家乡也未造房屋，未买田产。临终前，摄政王赞扬他“公忠体国”。他却说：“公忠体国，所不敢当；廉正无私，不敢不勉”。这“廉政无私”一语，实道出这批清廉官吏的共同心声。
应该说，中国近代的清廉官吏并不是一个集团，但由于志同道合，彼此关系相当亲密，而且前后传承，成为晚清官场一个优秀传统。陶澍与林则徐在江苏共事十多年，两人同心协力，做了许多造福社会、有益民众的好事。1839年，陶澍临终前还以“识力十倍于臣”的赞誉推荐林则徐继任两江总督。陶澍与胡林翼家是世交。胡从小就受到陶的关爱与培养，陶把女儿许配给胡，结成翁婿关系。陶澍死后，胡林翼连遭不幸，意志消沉，无意做官。林则徐得知后，刚从伊犁释回，即去信勉励。接着又在陕西巡抚任内为胡捐了个内阁中书，随后又为他捐升知府。正是由于陶、林的扶持，胡才有后来的成就。左宗棠凭一副对联与一夜交谈，被陶澍“目为奇才”。左宗棠与林则徐原不相识。在陶、胡推荐下，林始知其人。1849年，林从云贵告老回闽，特意绕道长沙与左晤谈，一见“诧为绝世奇才”。两人宴谈通宵，无所不及，尤注重西北边防，期望左为国效力。林的厚望成为左后来建功立业的强大动力。左宗棠三试不中后绝意科举，拟作“湘上农人”。只是因为胡林翼的竭力举荐，新任湖南巡抚张亮基又三次重金招聘，他才于1852年出任抚署高级幕僚。后来又是胡林翼以及许多清廉官吏的竭力举荐，咸丰帝才有令左襄办军务之命。林则徐识拔张亮基，肇始于张的清廉官声。1842年，林在河南襄办河工，得悉张拒受贿赂,即秘为存记。1847年，林任云贵总督，张恰在滇任临安知府。经过考察，林认为张才堪大用。在林的大力举荐下，张一年三迁，升任云南巡抚。张调湖南后，任内所荐胡林翼、江忠源、塔齐布、罗泽南，后来也都成为以廉正著称的一代名臣。胡林翼在湖北巡抚任内,同样努力培植清廉人才，除左宗棠外，鲍超、刘蓉、沈葆桢、李元度等清廉官吏皆得脱颖而出。胡在贵州培育的少年英才张之洞，更成为出类拔萃的后起之秀。左宗棠在督抚任内，同样培养了杨昌?、刘松山、魏光焘、刘锦棠、王德榜等大量杰出人才。
近代中国的这些清廉官吏，由于本身廉洁奉公，因而在整饬吏治、赈灾济贫、兴修水利、兴办近代企业、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等方面，均做出了杰出贡献，受到当时及后世的广泛赞誉。如清官陶澍的业绩，直到清朝灭亡后，还以故事和戏曲的形式在民间广为流传。林则徐的清廉，也获得时人的交口称赞，“他的最大的死敌也不得不承认，他的手从来没有被贿赂玷污过”（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左宗棠为官理政更是公私分明，“一钱不私于己”，“不独某信之，天下人皆信之”（朱孔彰：《左文襄公别传》。凡此等等，不一而足。他们的清德，足为后世楷模。
与这些清正廉洁官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官场上那些贪官污吏。他们为了欺世盗名，有时也摆摆姿态，说些好话，做点正事，捞取政治资本，但往往口是心非，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些人唯利是图，为名为利，经常不择手段，不顾国家利益和人民安危。这些人是社会的蛀虫，国家的乱臣，民族的败类，是近代官场的最黑暗势力。
这些贪官利欲薰心，总把个人名利作为追求的唯一目标。“读书但愿登科第”，“他年帷望蹑金?”。李鸿章的这两句诗，集中反映了这伙人的人生追求。他们为了名利，为非作恶，祸害人民，出卖国家利益，给近代中国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鸦片战争前，琦善担任直隶总督十年，不修吏治，不作战备，只顾搜刮民脂民膏，人称“黄金贼”。英军抵达大沽口，天津存兵只800名，防边大炮是锈蚀报废的前明旧物。他害怕战争一触即溃，于己不利，故一开始就主张妥协投降。后因卖国误国，道光帝下令将他革职，家产被抄，计“抄出黄金六百八十二斤，银一千七百九十四两，并有珠宝十一箱”（道光二十一年二月九日上谕），“又有店铺十余所，别宅四五所，抄出金银财产约在数千万之外”（刘长华：《鸦片战争史料》），此外还占有土地2561211亩（德庇时：《战时和战后的中国》）。这些当然都是大肆搜刮得来的不义之财。
李鸿章继承了琦善的衣钵，对内大肆劫掠勒索，对外屈膝投降。他甚至丧心病狂，多次收受外国贿赂，出卖国家利益。他在镇压太平军中建立的淮军，就是一支抢劫烧杀、无恶不作的匪军。每占一地，都要洗劫一空。占领苏州后，由于李鸿章及其淮军独吞了全部财货，引起戈登强烈不满，双方几致火拼。其子李经方在甲午战争期间，也暗助日本，将禁止出口的米和煤卖给日方。仅在上海就将“米三千石售与倭人”（《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9）。1896年，沙俄为诱使李鸿章父子签订《中俄密约》，掠取东北权益，许给300万卢布贿赂（《维特回忆录》第2卷，第62页）。1898年，沙俄为租借旅顺大连，“付给李鸿章五十万两，……李鸿章甚为满意”（《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209－210页）。李鸿章通过贪污勒索积聚了大量财富，在甲午战争旅大失守之后，即指使李经方“秉舆数十百号”，将家眷及私产运回合肥老家。据欧阳昱《见闻琐录》后集卷二记载：“中兴功臣最富者，惟合肥李姓为最。只弟六人，一二四房约皆数百万……合六房之富，几可敌国。”
袁世凯原是一个屡试不第的浪荡子，由于李鸿章的竭力扶持，才得平步青云，最后成为窃国大盗。1882年随淮军吴长庆部到达朝鲜的袁世凯，经李鸿章奏保以同知补用。1885年，李鸿章又奏保袁以知府用，赏加三品衔，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务。在李的庇护下，袁于1893年补授浙江温处道，仍驻朝鲜。1901年，李鸿章临终前还向清廷推荐袁世凯接班，继任直隶总督。袁就是这样在李的一手扶植下，爬上直隶总督高位的，真可谓衣钵真传。和李鸿章的贪污腐化相比，袁世凯可谓变本加厉。他不徒以贪污自肥为能事，更以贿赂谋取权位，然后又仗着权位化公为私，假公济私。甲午战后，清廷决定编练新军。袁世凯即竭力巴结掌握军事实权的荣禄，很快取得在小站督练新军的职权。随后又靠出卖维新派，镇压义和团，进一步取得荣禄和慈禧的信任，并博得帝国主义的欢心。荣禄去世后，他又竭力巴结权倾一时却贪婪无度的庆亲王奕?。袁世凯投其所好，不断把大量金银珠宝以各种名义奉送给他，还和其儿子载振结成盟兄弟。袁在直隶总督任内，“庆王府中大小生日所需，以及嫁娶妆奁等项，无不悉予供给”。“当革命事起，十月十七日北京报纸曾登载，奕?私有的金银珠宝衣饰详单估计所值在现金万万两以上”（载涛：《载沣与袁世凯的矛盾》）。袁氏正是依靠买通清末权贵以及慈禧的亲信太监，才得官运亨通，扶摇直上。袁世凯假公济私的另一手是利用公家的钱收买同伙，收买下属。他利用督练新军的财政拨款，招募同伙，拉帮结派。新军官兵的薪饷均高于其他军队，而且每次发饷，都由他按名亲自发放，以致官兵都把袁视为衣食父母。这样，这支新建陆军就变成只听袁的号令的私人军队。他正是利用对北洋新军的控制权，左右开弓，窃取了民国大总统职位。入民国后，他又利用总统职权，在总统府中设立专管特别费的军需处。当时国库空虚，而军需处储备却十分充足。特别费主要用于政治性收买，军需处也就是收买机构。收买的对象特别多：一是对亲信的奖赏，二是收买中间派，三是分化瓦解革命派，四是接济满洲贵族要人等等。金额多的每次十万以上，多至四五十万，小的一二万。革命党人中汪精卫就是被收买的一个。袁还想以50万元支票收买宋教仁，但遭宋拒绝。袁曾托人贿梁启超20万元，要他不发表反对帝制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也遭梁拒绝。二次革命时，袁为收买南方民军，“就花了大洋几百万元”（同前第205页）。袁氏通过收买贿赂，网罗了大批死党忠实为他效力。这伙人在中国近代官场中，是一股最腐败、最反动的恶势力。许多祸国殃民的勾当，都是这些人干的。
中国近代的贪官污吏，不但贪污了大量钱财，而且败坏了社会风气，酿成道德沦丧，廉耻尽失。梁启超曾说：“袁氏据一国之最高权，日日以黄金诱人于前，而以白刃胁人于后，务欲硬制软化一国之人以为之奴隶……四年以来，我国士大夫之道德，实已一落千丈，其良心之麻木者什人而七八，此无庸为讳者也。而此种罪谁造之，吾敢断言曰：袁氏一人造之。”（梁启超：《袁政府伪造民意密电书后》）李剑农也说：袁氏“一生的本领，就是使贪使诈；他最大的罪恶也是养成社会贪诈之风，务使天下的人才，尽腐化于他的贪诈洪炉中；至于揽权窃位，犹其罪恶之小者。”（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第389页，1947年商务版）中国近代的历史表明：在晚清的官僚队伍中，那些廉洁的官吏为人多正直，常存忧国忧民之念，力求为国家振兴、人民安乐作出贡献，值得肯定的政绩也颇多；另外还有一批贪官污吏，他们不顾国家利益，人民死活，挖空心思贪污自肥，给国家与人民造成无穷的祸害。时下有人写文章，拍电视剧，总喜欢出“新”立“异”，把一些大贪官描绘成反贪的英雄人物，把卖国?写成爱国者，甚至把袁世凯这样的窃国大盗吹捧为“缔造共和第一人”，实在是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不足为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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