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2003年第三四季度到2004年第一季度,我国经济增长率分别达9.6%、9.9%和9.7%。怎样看这种经济增长的高位运行？
刘树成：一方面,我国经济增长的位势
记者：有一种观点,认为对“过热”不要神经过敏,对“防止经济大起大落”不以为然,认为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了,建国以来历史上大起大落的经验教训已经完全不适用了。您怎样看？
刘树成：历史上大起大落的经验教训有两类 一类是我国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大起大落的经验教训,一类是西方市场经济体制下大起大落的经验教训。以美国20世纪头40年为例,就发生过四次波峰与波谷之间落差在19.8 21.5个百分点的大起大落。而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既带有转型之前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一些特点,如地方政府的盲目扩张冲动,又带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一些特点,如企业所有制的多元化、企业行为的市场化等。因此,两类大起大落的经验教训都是值得我们认真汲取的。同时,两类大起大落的经验教训虽然各带有一定的体制性特点,但其中也包含着一些相通的规律性机理。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刚刚初步建立的时候,牢记中外历史上经济大起大落的经验教训,是十分必要的。
记者：请道其详。
刘树成：其一,向下转折的突发性。美国著名经济周期专家P・尼米拉和A・克莱因合著《金融与经济周期预测》一书中有这样一句话 “一根稻草压断了骆驼背”。这是形容在经济周期波动中,经济累积扩张到一定程度后,各种矛盾也累积起来,当经济运行发生向下转折时,往往具有突发性,哪怕是一个微小的冲击,也会使经济扩张立即中断。这一生动的比喻告诉我们,越是当经济走势红红火火“热”起来、市场前景普遍看好的时候,越是要谨防经济发生突然的向下转折,也就是要见微知著,未雨绸缪,预做安排,防患于未然。这特别对于微观层面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具有重要的超前警示意义。一旦经济发生突然的向下转折,企业再来采取应对措施,已为时晚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方面要求政府适时适度地进行宏观调控;另一方面,企业自身也要建立起自己的应对市场风险的安全防范机制。如 以丰补欠,市场形势好的时候赚下的钱,别都一下子花掉,要留有余地,以备市场形势突然变坏时的需要;厉行节约,降低成本,提高生产率,发展高质量、多品种的创新产品,以便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和市场形势发生变化时立于不败之地;有些产品与经济周期密切相关,受经济波动的影响较大,而另有一些产品受经济波动的影响较小,从事前种产品生产经营的企业,应注意发展一定的多元化经营,以避免经济波动的冲击;还可以进行上下游一条龙经营。据报道,中国钢铁业巨头之一的宝钢集团,在一般投资商热血沸腾地涌入钢铁业、抢占钢铁投资地盘的时候,却没有利用自己的实力去搅动这股已经很烫的投资热,而是做了一些钢铁业本身之外的投资,如上游的铁矿石开采和煤炭开采,下游的新型汽车用板设计等等,在上下游初步形成了一个安全的产业链。这比盲目地在本行业内投资抢地盘重要得多。钢铁业在“虚火退去”之后,将进入新一轮调整。谁赢得安全的产业链,谁就能赢得市场,就能巩固竞争力,否则就可能面临淘汰出局的结果。
其二,宏观调控的必要性。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在他们所著《经济学》中说 “在19世纪伤害资本主义的狂烈的经济周期,现在已经被制服,但它还不是一条叭儿狗。”在19世纪,直到20世纪头40年,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经济的周期波动经常表现为狂烈的大起大落。二战后,由于政府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了宏观调控,经济周期的狂烈性被制服,但经济周期还不是一条驯顺的“叭儿狗”,仍要加强宏观调控,防止严重衰退的发生。美国在1991年3月走出经济周期的谷底之后,进入了以IT产业为代表的新经济时期。为了防止经济过热,美联储不断跟踪经济走势,采取必要的宏观调控措施,使经济保持了长达120个月 10年 之久的快速增长,成为美国经济周期史上一次最长的扩张期。当前,在我国经济周期进入一个新的上升阶段后,我们必须通过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防止经济的大起大落,从而努力延长这一上升阶段。其三,大起的危害性。经济中的大起大落,要害在于大起。过高的大起,必然导致过深的大落。这是因为在过高的大起中,过度消耗了物力、财力、人力等资源,严重打破了经济正常运行的各种秩序和均衡关系,必然引起随后的大落。在我国,改革开放前的三次大起,经济增长率的峰位都在20%左右 1958年为21.3%,1964年为18.3%,1970年为19.4% ;改革开放后的四次大起,经济增长率的峰位明显下降,但仍然较高,均超过了10% 1978年为11.7%,1984年为15.2%,1987年为11.6%,1992年为14.2% 。为了保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在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必须十分注意控制峰位,及时削峰,防止大起,以熨平波动。只有控制住了峰位,才能保证经济增长的持续性、稳定性,促进经济波动的微波化。只有经济持续、快速、平稳地发展,才能为各项改革的深化和企业的正常运营提供良好的宏观环境。
其四,投资波动的剧烈性。西方市场经济下的周期波动始于19世纪20年代 1825年英国爆发第一次全面的经济危机 。但是,直到19世纪70年代的半个世纪中,在西方经济学中占统治地位的一直是古典经济学的供求必然均衡论。这种理论认为,在市场经济下,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供求自然均衡,不会发生经济的周期波动。这种古典均衡理论把市场经济描绘成平静无波的美好“伊甸园”。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西方经济学对形成经济周期的各种因素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其中,对伊甸园式的古典均衡理论发起重要冲击的第一个人就是以“投资过度论”来解释经济周期的瑞典经济学家威克塞尔。他提出,投资和货币信贷的扩张与收缩是形成经济周期的重要因素。从此打破了伊甸园中的平静无波状态。中外经济周期的历史表明,大起大落的核心是固定资产投资波动的剧烈性。大起,往往首先是投资的大起。我国1999年到200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不断上升,分别为5.1%、10.3%、13%、16.9%和26.7%;2004年第一季度又猛增到43%,其中,一些行业的投资增速高达100%以上。一个行业的产业链越长,在经济周期处于上升阶段时,其向上的带动作用越大,但在经济转折时,其向下的负面影响作用也越大。目前,投资增长过快,在建规模过大,某些行业与地区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问题相当严重,以及由此带来煤电油运和重要原材料供求紧张的状况进一步加剧,货币信贷增长再度加快。这是需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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